候鸟打工人:一年换4个厂,何处是归途?

“85后”阿伟自2021年春节被迫裁员回家后,也成为了“候鸟打工人”——工厂临时工,几个月一换,全国各地奔波。


(相关资料图)

今年5月份,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了阿伟,那时的他因春节前被迫“裁员”后,几次进厂都不顺利。5月18日,跟随劳务派遣中介从老家去了深圳某电子烟厂面试,但最终因人数招满而再次返乡。

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向东部沿海地区源源不断输送了一批批工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约2.93亿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阿伟就是打工大潮中的一员,但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诸如阿伟这类农民工下岗再就业问题渐显。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明确促进农民工及脱贫人口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以稳定就业大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进入12月,第一财经记者继续回访阿伟,并且采访了多位在制造业工厂生产一线的“候鸟打工人”和一位回乡创业的工厂老板,听他们倾诉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去留”故事。

阿伟:至少年底回家有个交代

5月20日下午4点,阿伟得知他报名的深圳某电子烟厂已招满。介绍他进厂的中介领着剩余的二十多个进厂未成的工人,暂时来到工厂附近的旅社休息。

自从2021年春节下岗在家,阿伟已经有4个月没有收入,其间跟着劳务中介去了好几个厂,但最终因人数已招满而进厂无果。

“房贷怎么办呢,每个月的房贷迟一天给都不行啊。”阿伟母亲说。对于阿伟的失业,家里最着急的莫过于他母亲。

每月的房贷也迫使阿伟一次次相信中介,跟随着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的工厂应聘。阿伟称,“不靠中介介绍,我们更进不了厂。”

在进电子烟厂失败后,中介又接连带他们去了其他几个厂报名,但不是已满员就是低工价,最终无果。

5月底,阿伟跟着中介的大巴车,又回到了老家。

“我们也没办法,不能全怪中介,今年工厂事情不好做,大家都知道。”阿伟说道。除了耽误了几天时间,阿伟夫妻这趟出门,还搭上了来回的800元车费。

回家后,阿伟并没有回乡下,两夫妻在县城的新房住着,方便和中介保持联系。

一直到8月,阿伟才顺利进厂。

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阿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今天刚办好了入职手续,工价和岗位还可以,就是中介安排的宿舍离厂里比较远,早上需要乘坐近40分钟厂车才能到。还听说这个厂现在加班多,干三个月如果不走的话,还有机会转正。”

据阿伟后面介绍,这次进的是厦门一个小家电厂,主要生产电动牙刷、咖啡机、小电饭煲等。他所在的流水线主要工作内容是打螺丝,18元/小时,下半年加班多,一天能做15个小时。而他老婆则在另一条包装流水线,薪资和上班时间一样。

10月份,阿伟说,“上个月我们俩加起来收入有1.4万,我妈听到后,可开心了。”

在了解后得知,阿伟的工作并不轻松。11月,第一财经记者试着多次联系阿伟,几次都是在午饭和晚饭期间得到了简短的回复,由此零星拼凑出他上班的具体情况:每天早上,阿伟夫妻5点起床,洗漱、做早饭,大概5点40分出门乘坐厂车去厂里。6点半到厂里,换厂服、打卡,7点开始正式上班。阿伟所在的流水线是中午11点半吃饭,12点阿伟又回到工位上,继续下午的活儿。晚上是5点半吃饭,6点上晚班,直到晚上9点下班,回到宿舍时差不多是晚上10点钟。阿伟偶尔吃些宵夜,晚上下班洗漱后做些家务,一般到晚上11点半睡觉。订单多的情况下,一个月休息3天。

“厂里包吃住,我们夫妻单独租了一间房子,400元/月,中介补贴200元,所以我们基本上每月的工资都能存起来了,再加上现在每天加班,也没时间消费。”阿伟说道,“厂里上班就是这样,我们都是靠时间长来换取更多的工资。”

11月中旬,阿伟在厂里上班满了3个月。12月,记者再次问及阿伟是否已转正,他表示,厂里还没有发转正通知,现在厂里还有活儿干,愿意做的可以继续做,不愿意做的也可以辞工回家。“我们还是先干着吧,转正后工价17元/小时,但是会缴社保,节假日的福利好一些,其他的没啥了。要是厂里接收我们转正,到时再商量看看;如果不接收的话,干到年底就辞工回家。”阿伟说道。

但对于明年的去处,阿伟心里没底。从8月进厂,阿伟夫妻现在已经收到了近4万的工资。“年底回家,至少有个交代了。”阿伟说道。

夏兰:今年进了4个厂

70后的夏兰也属于“候鸟打工人”一族。

到12月,夏兰在浙江某坚果厂上班已经有2个月了。据夏兰介绍,10月初,与老乡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的一个坚果加工工厂上班。按照国内的促销时间,“双十一”和“双十二”正是这个工厂的出货旺季,为提前备货,10月份工厂共招了五六十名临时工。

“这个厂不大,一百多名工人,其中有五十多人是临时工。最近刚刚赶完了‘双十二’的产品,现在加班没那么多了,我们也准备回家过年了。”夏兰向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按照此前赶工的时间算,夏兰每天8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中间仅有1个小时吃饭。上班时间是白天和晚上两班倒,每个星期换一次。“现在没那么多活儿了,晚上六七点就下班,就忙了不到2个月。”夏兰说,自己已经上了50岁,工价高的工厂进不去,只希望多加点班。这个厂的工价是15元/时,加班多的月份一个月能有6000元的收入。

这还不是夏兰进过的工价最低的厂。据她回忆,之前在广东惠州的玩具厂,工价才13元/时。

今年刚刚50岁的夏兰并不是一直都在厂里上班。疫情之后,夏兰在老家的杂货店生意愈加不行,家里两个孩子还在上大学,坚持一年后,夏兰关闭了开了十几年的杂货店,也加入了打工大潮。

几乎没有外出旅游过的夏兰,经过这两年在不同地方进厂,已经去过全国十来个城市了。“湖北仙桃,浙江杭州、宁波,江苏苏州、南通,上海,北京,福建厦门、莆田,广东深圳、韶关、惠州、中山……数都数不清了,去过太多地方了。”夏兰说道,紧接着她发来一张去年9月份在北京天安门的自拍,照片里她笑得很开心。

今年6月初,夏兰从浙江杭州的一家生产核酸检测相关产品的医疗厂辞工回家,这是夏兰待过时间最长的厂,待了近8个月。谈及转正,夏兰称,一是自己年纪太大了,二是当时一起来打工的老乡都没转正,所以也没有去厂里申请。6月份厂里处于淡季,于是和老乡们一起打报告辞工回家了。

回家没多久之后,夏兰的部分工友开始在家里务农,而她又开始张罗去其他工价高的地方进厂。在来坚果厂之前,今年还去了浙江的月饼厂和福建莆田的鞋厂。

“厂里的事情做完了,老乡们计划下周回家,到时中介会提前联系好回家的大巴车,我就和大家一起回去。还有一个月过年,刚好也要去收拾下家里,准备一些年货,两个孩子也快要放寒假了。”夏兰说道。

明年夏兰就51岁了,问及是否还要做一位“候鸟打工人”,夏兰说,“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厂会要大龄工人,可能是工价会更低,但只要比家里收入高,我就还会出去。大概要等到孩子们都毕业了,我就安心在家不出去了。”

华仔:出去还是回家?

80后华仔一直在县城的制鞋厂上班,但是今年厂里的效益太差,一个月3000元不到,对于年近40的华仔来说,根本不够支撑家里开销。华仔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家里两个上中学的小孩,老婆在家里带孩子,兼顾一下山上的农活儿,偶尔在乡下做点零工,家里主要的开支还是靠自己在外务工。

2021年,华仔在县城买了一套小三居,这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现在每月的月供3000元。

今年8月份,华仔看到入账的2800元工资,下定决心去外地务工。8月中旬,华仔经劳务中介的介绍,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了深圳龙华某电子制造业大厂,工期三个月。

“事情很好做,全都是坐着上班,不累,但就是宿舍离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早上要走路40分钟,并且是8人同住。”华仔说道。对于常年在家生活的华仔来说,拥挤的宿舍并不能让他在下班后得到充分的休息。

22元/时,每天上班约10个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每周轮一次夜班,每月收入超6000元。华仔对于整个收入比较满意,但对于住宿条件和上班步行距离,一时很难适应。

10月份,华仔最终提了辞职。

华仔称,年底县城的鞋厂又接到了一批大订单,鞋厂老板打来电话,让我们这批老员工尽快去上班。我们那鞋厂是计件,有活儿干的话,一个月也能有5000多元。这是华仔提前回家的直接原因。

但这并不是华仔首次外出打工。华仔回忆称,结婚前,在福建省福州市的制鞋厂打工5年,赚了娶老婆的钱就回家了,此后做点小生意、种果树、打零工,一年的收入还可观。

谈及回家还是外出务工,华仔称,“我肯定是想在家,但凡家里的收入能支撑我们小家庭的基本开销,我都不会这么着急出来打工。现在小孩正上中学,以后还要上大学,房贷也在还着,到处是用钱的地方,外出务工也是无奈的选择。”

彦生:回家开厂

80后彦生初中没读完就在广州务工,后面和服装厂老板混熟,自己也当起了小老板。

在广州开厂近十年,2017年,彦生决定在广州十三行盘一个店铺。他的产品主打女性产品,包括短袖、裙子、外套、长裤等。

据彦生介绍,那时工厂的销路主要有三种,一是给一些外贸服装品牌代工;二是给电商客户供货;三是给线下店铺客户供货。

彼时的彦生看到了淘宝的客户年销售千万的业绩,也琢磨着开淘宝店铺。投了一些钱之后,效果并不好,最终无疾而终。

在彦生广州的三个工厂里,最高峰能有百余名工人同时赶货。踩缝纫机的、挑线头的、打版的、裁剪的……组成的几条流水线开动起来热闹非凡。

彦生的妻子在厂里负责行政,两个小孩一到寒暑假,也都从老家来了厂里,彦生的母亲则主要负责带两个小孩。

“那时候计划着,一是线下店铺开起来,能够更好地获客;二是能够把几个电商平台做起来,自己也做零售。”彦生说道。

最先失败的是电商平台。由于不熟悉运营规则,也没有能力组建专门的电商团队,彦生的几个电商平台在推了一波流量之后,效果一般,最终没能坚持运营下去。

疫情开始之后,线下店铺的生意惨淡,随后也退租了。再后来工厂的订单也受到影响。国内和国外订单接连减少,再加上产品款式不够时兴,对新客源的吸引力不足,靠老本吃饭并不长久。

随后,彦生厂里的一批做了好几年的熟练工人也陆续离开了。

2022年初,彦生的工厂由三个已缩减至一个。到2022年中旬,彦生关停了最后一条生产线,把广州所有的生产物料和十多年的生活物料全部搬运回了老家。

“目前手上还有几个国内电商客户,有一些小单还能做。但是广州的房租太贵了,而且这些活儿根本不够招工。”彦生说道。

这几年的亏空,几乎用完了彦生此前所有的积蓄。回家开厂,租厂房、置办设备、招工,彦生无奈还和家里亲戚借了一笔款才得以开展。

彦生说道,“和以前的工人还保持着联系,有不少是老乡,这次回乡办厂,有两个以前的工人回来了。我还期盼着有更多订单回来,能够留住他们。”

(应受访者要求,阿伟、夏兰、华仔、彦生为化名)

关键词: 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