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映的电影《困在心绪里的孩子》，虽然票房表现不如佛罗赖恩·泽勒之前自编自导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但导演用一贯擅长的细腻手法，呈现了抑郁症如何吞噬一个少年，以及把他的家庭也带入绝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1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2022年再次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则显示，18~24岁年龄组的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24.1%，在所有成年人群体年龄组中检出率最高。可以说，青少年抑郁症已经成为常见的心理疾病，且近两年和疫情前比，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之前，广受关注的江西15岁少年胡鑫宇失踪案中，从警方公布的信息可以看到，胡鑫宇很可能也患上了抑郁症。遗憾的是，不管家长还是学校，对青少年心理问题都关注不够，也没有及时给予帮助和治疗。

《少年抑郁症：来自17个家庭的真实案例》首版于2021年，是国内第一本以亲历者口述的形式，呈现少年抑郁的症状与原因的非虚构写作。透过一个个带着无限痛苦的讲述，可以看到“鸡娃教育”、父母关系破裂、家暴、校园霸凌、遗传等复杂因素，在青少年成长中如何造成了他们的心理创伤，最后患上心理疾病。

原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生、北京怡心园心理诊所负责人于宏华是这本书的医学顾问。接受采访时，她从抑郁症临床治疗与心理咨询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全社会能更加重视青少年抑郁症，像胡鑫宇这样的年前生命才不会猝然中止。

家长“鸡娃”后抑郁症孩子增加

第一财经：你从什么时候发现，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在逐年增加，年龄也在变化？

于宏华：2007年我开始工作，就从临床上接触到有抑郁症的儿童、青少年，不过当时成年人患者更多，后来，我发现门诊的孩子多起来。最开始，发病孩子很多是高中生，后来是初二、初三的孩子，现在有孩子才上初一，甚至小学还没毕业，在五六年级就出现抑郁的情况。

印象很深的是，从家长为了考好高中内卷“鸡娃”，给孩子报了很多课外辅导班后，接诊数量就明显增加了。现在我做咨询的孩子中，有三分之一都说父母以前很“鸡血”。

第一财经：“鸡娃”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非常普遍，开始年龄也很早，国家出台“双减”政策后，不少家长还在私下寻找各种补习班，孩子课外补习压力依旧不小。从心理学角度看，过度“鸡娃”与青少年抑郁症有怎样的关联？

于宏华：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孩子，在神经系统发育上，主要任务是发育大脑皮层下控制情绪管理的神经系统，从而练习如何管理情绪，处理人际关系，应对外界压力。而大脑的认知功能，比如学习语数英，是由额叶部分的脑区管理。

孩子过多、过早学习认知知识，是过早发展大脑额叶皮层的认知功能，于是负责调节情绪的神经系统发育就不得不暂时中止，由此导致情绪稳定的能力相对较弱。进入初中、高中，随着学习强度增大，出现学习压力时，他们就会承受不了压力，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所以，对大脑过早开发，违背了儿童神经系统发育规律。

从神经发育上来说，还有一点，孩子要想在学习上表现出色，需要发展出自己的主动性，有自己内在的动力。在该玩、该轻松的年龄，让他们完成很重的学习任务，会让他们觉得学习很难，产生厌学情绪。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因为都是父母想让他们学，没有真正的自我和内在动力，这是很可怕的，等到初中、高中，孩子就想“躺平”。

比成年人抑郁症更难治疗

第一财经：新冠肺炎疫情三年，对孩子的心理问题影响大吗？

于宏华：我有同事在医院做心理门诊，他们觉得2020年疫情之后，来看病的孩子明显多了。2021年国家出台“双减”政策，门诊数量少了一些。去年疫情反复得厉害，上了很久网课，儿童心理门诊的号又非常紧张。所以有人认为，疫情增加了孩子心理不健康的程度。

不过我认为，不管“鸡娃”还是疫情，都是外部原因，孩子都会有压力。出现问题的还是那些本身亲子关系有问题，或者早年有创伤性经历的孩子，是内因在起主要作用，外部环境只是一个促发因素。

第一财经：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抑郁症有什么特点？

于宏华：成年人的抑郁症和孩子不一样。成年人比较典型的症状是高兴不起来，心情低落、没有兴趣，精力减退，不想吃东西，要么睡得多，要么失眠。孩子的抑郁症表现为烦躁，容易发脾气，哭闹着不愿上学、厌学。

孩子的抑郁症和亲子互动有很大关系，同时又在青春发育期，心理有很强的可塑性。一旦家长及早进行心理治疗和咨询，自己也及时调整家庭互动模式，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如果父母不配合，就会比成年人更难治疗。因为孩子对父母的依赖性比较强，不像成年人已经脱离了父母。

第一财经：医学上有种观点认为，抑郁症和遗传因素有关，两者又是如何关联的？

于宏华：我认为抑郁症有一定的遗传因素，但不是特别明显。尤其儿童抑郁症，与其说是生物学遗传，不如说是父母的性格特点对孩子的影响。比如母亲不能用稳定的情绪来接纳、理解和养育孩子；父亲对孩子和妻子有暴力打骂，无法提供稳定、和谐的家庭环境。所以，要界定抑郁症是生物学上的遗传，还是亲子互动中的影响，其实很难说，很多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特别是有些家长，自己就需要做深层次的个人心理治疗，否则他们很难改变。但现实中因为费用、时间安排等原因，这种家长不多。最关键的是，改变需要花时间，尤其是性格方面的改变，没有两年以上时间达不到效果，时间对孩子又非常宝贵，转眼就是青春期，或者初中毕业。所以从医学上讲，我们会期待父母做改变，但也意识到父母改变的局限性，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所以更多集中在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上，去修正之前亲子关系模式造成的影响。毕竟就算父母发生了非常深刻的改变，影响已经存在了。

父母很难克服“无意识”的影响

第一财经：这些年，通过武志红等“网红”心理咨询师，还有好些很火的电视剧，很多人都知道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为什么现实中，有些家长还是处理不当，对孩子造成巨大影响呢？

于宏华：对父母来说，确实不养孩子，就不知道有哪些“雷”需要避免。他们刚结婚或者怀孕之初，应该有相应的心理健康科普教育，比如孩子生下来的第一年，最好不要和父母分离；不要频繁更换抚养人；婴儿哭就赶紧安抚，不要等哭够了再去抱；多和婴儿互动，等等。要告诉他们，这样养育对培养孩子的安全感和自信有帮助。如果这些育儿知识得到很好的普及，父母肯定会有意识去科学养育。

如果没有类似普及，父母本身性格比较健全，也会很好地养育孩子，因为父母的天性就是爱孩子。那为什么有的父母就不能做到？这与现代社会的压力有关，比如有些母亲产后很快就要出去工作，家里没有合适的老人帮助带孩子，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保姆。这些外部的因素都导致母亲不得不过早断裂和孩子之间的连接，影响孩子心理健康。

另外就是即便有科普知识普及，也有人照顾孩子，但人要认识自己、改变自己特别难。有些父母也知道育儿心理知识，甚至看了很多儿童教育的书，但本身性格急躁，或者有暴力倾向，一生气就控制不住打孩子，完了又后悔，这种情况下，孩子还是会受到原生家庭影响。因为父母的行为从心理学上讲是无意识的，不是说头脑知道，不应该这样对孩子就够了，他们情绪冲动的时候是由内在无意识的冲突模式决定的。这些也是从小被父母打骂的孩子，长大后可能还会重复父母对待他的模式的原因，刻在神经系统里面的模式，不容易轻易改变。

父母要减压，而不是增压

第一财经：你是不是也觉得，现在孩子生活条件都好，但普遍压力比父母大？

于宏华：压力问题，还是得看父母在孩子和压力中间起什么样的传递和调节作用。确实现在孩子面临的外界压力很大，但家长可以尽量给孩子减压。有的父母却是外界压力有10分，到他们那里就变成20分、30分，把压力扩大、传递给孩子。这方面尤其是母亲居多，容易过度焦虑，本身对孩子也严格要求，觉得孩子应该怎么样，如果做不到，将来就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好工作，想得特别多。实际上，很多时候情况并没有家长想的那么严重。但当家长一说，孩子就变得压力巨大，哭，会很绝望。

第一财经：孩子和家长的很多心理问题，背后又折射出社会问题。作为心理咨询师，有没有很无奈的时候，因为个体要改变社会是非常难的？

于宏华：确实，社会问题是导致心理问题的一部分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怎样的社会，仍然有心理健康的人。就像电影《美丽人生》，父亲在纳粹集中营里还在想各种办法，让孩子心灵不受影响，让他幸存下来。所以如果父母在孩子成长中给予足够的安全感、足够的自信，学会规矩，做人做事有弹性，能够体谅人，也能够尊重自己的感受，不管后面孩子遇到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都能够应对压力。比如说哪怕考不上高中，做一个劳动者，他也是快乐的，也能积极生存。所以我一直觉得，社会外界环境是抑郁症的促发因素，不是首要内因。

不过我还要说的是，前面我们谈了很多家长的问题，有人会不会觉得，抑郁症一定就是父母的问题？我觉得有点绝对，有时也和孩子本身有关系。一方面，孩子本身气质就是属于那种难养型，生出来哭闹就比别人多，更难带，这种情况下妈妈更容易焦虑，母子互动的关系就没那么理想。另一方面，父母性格等各方面都没什么问题，孩子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和每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有关系，有些孩子可能会过度压抑自己。

因此，我很想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绝大多数父母不是想故意伤害孩子。就算是伤害了，也是前面说的无意识的，肯定是为了孩子好。很多父母对孩子付出非常多，非常努力，非常操心，正是因为做得太多了，孩子才感受到过分控制。所以，我在书里点评案例时才说：“父母的爱做得多，不如做得合适。”

《少年抑郁症：来自17个家庭的真实案例》

于宏华 著

台海出版社·真故图书202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