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说“热爱真理，原谅错误”。互联网信息的爆发、社交网络传播的碎片化以及“以谣传谣”的放大效应，使得我们越来越难发掘各种信息背后的真实性，以致于常常作出错误的或不符合逻辑的决策。

有三方面的原因是值得关注的。一是互联网时代信息资源呈现爆发式或裂变式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的科技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愈发显著的影响，使得人们捕捉有效信息的成本大大增加，难度也更大；二是社交网络越来越发达，人们的各种决策更加倚重互联网媒介传递出的各种信息资源，“病毒式”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真实信息被掩藏，充满商业氛围的信息分享被营销主义所利用；三是互联网媒介的信息传播更具个性化色彩，过去以传统媒体为依托的传播渠道被消解，解构主义表达和个性化传播占据了主流，导致信息传播更加分散和碎片化。

《非理性决策：在信息焦虑的时代如何掌握真相》一书的作者大卫·罗伯特·格兰姆斯认为，网络分享比传统媒体更容易引发过度沉溺的行为，失去了约束传统媒体的监管与规范，虚假谣言很容易生根滋长。身为牛津大学知名科普作家的格兰姆斯在书中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人类非理性决策的诸多缺陷全面剖析，并辅之以大量的现实案例，试图帮助我们拨开云雾，以理性的科学精神去发现真相，更好地做出判断和决策。

为何难以发现纯粹又简单的真相？格兰姆斯指出，这个时代充满了阻碍真相的谣传和刻意的操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获得去伪存真的辨识力，但难度也更大了。的确，不仅是普罗大众在信息碎片化和信息爆炸时代无法掌握真实有效的信息资源，而且受制于信息来源、信息传播媒介以及社交网络文化氛围的影响，如果不经思索地轻信谣言很容易误入歧途。

随处可见的信息媒介和碎片化资讯，使得人们获取信息资源轻而易举，但却不得不面对更大更深的信息“陷阱”。格兰姆斯认为，理性思考远不止于简单的直觉判断，需要学习才能掌握。有必要重新强调两个前提：一，理性思考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捕风捉影的谣传在扭曲的逻辑之下则很容易大行其道，缺乏权威的信息来源和正面的驳斥就会造成空穴来风的信息，破除这些迷信、谣言和偏见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二，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除了会犯逻辑错误外，还隐藏着更深层的人性缺陷，而在社交网络和社交文化弥漫的时代，我们过于依赖他人的经验（包括各种故事和传闻），其中往往包含很多错误和不合逻辑的讹传，“幸存者偏差”在日常生活随处可见，导致错误逻辑和轶事谬误很难分辨。

书中列举了许多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生动案例，或许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会有相似的遭遇。例如人们争相购买的维生素C，因其抵御感冒的功效被无限夸大，并得到一些权威医学专家的认可和背书。然而作为物理学家和癌症研究专家的格兰姆斯却对此持怀疑态度，指出科学研究显示并没有太多可靠的证据表明大量服用维生素C对人体有任何具体的益处。

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有类似的“假科普”文章和信息在互联网媒体和网络社区传播，而在这些所谓的科普文章实际上却是博取流量、植入广告甚至制造谣言的刻意之作。打着科普名义的医学健康文章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在快节奏和高频信息流动的互联网时代，人们更缺乏必要的耐心去深究其中的原委。

格兰姆斯还剖析了一度盛行的反疫苗运动，源于1998年医学专家韦克菲尔德与人联合在《柳叶刀》发表的小规模研究报告，指出胃肠道疾病症状与自闭症有关的证据，并声称发现麻腮风三联疫苗与儿童自闭症有关，导致一时间英国刊出科学报道中竟有10%与此相关，引起公众恐慌，进而促发了大规模的反疫苗运动。然而最终，英国医学联合会在全面调查后揭露了真相。

人类头脑的根本缺陷到底有哪些？格兰姆斯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讨论。他特别强调了“动机性推理”和“确认偏差”这两个被称为“人之常情”的心理误区，指的是人们有时不会客观评估各种证据，而是出于情绪驱动和先天偏见，对事物进行刻意阐释，对不同意见却置若罔闻。现实情形是，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那些符合个人思想观念的信息，并过滤掉与自身观念相矛盾的信息。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种碎片化信息或虚假信息都会通过人类的这种心理而渗透进决策，导致犯错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记忆从众”的心理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某个历史时期，用记忆溯源和其他暗示性手段揭示记忆的方法曾大肆流行，在被证伪后仍然很有市场。格兰姆斯认为，媒体关注、社会压力和各种暗示左右了人们的记忆和感受，但记忆本身的不完美正如奥威尔小说中所描述的新闻报道，充满错误和捏造的幻觉。过分强调个人经验的同时，人们可能因此而失去对其他可能性的认知，长此以往就会演变为“心理期待”——我们的感知受到心理期待的影响，而心里期待不仅取决于周围的人，也取决于身处的环境。海量的数据、现象、规律等环绕我们的世界，但其中存在着统计数据的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以及刻意筛选产生的因果联系谬误等，这些经过仔细挑选的统计数据以及分析结论，会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人们的判断。

人们常说现在是所谓“后真相”社会，真相被各种谎话和谣言所掩盖，这就更需要我们强调科学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首先，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互联网信息时代，科学常识以及科学知识的传播中，都存在一些谬误或错误的认知，只有不断的学习和验证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发掘出真相，普罗大众、权威专家以及媒体等在其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现真相和真理需要我们各方善于汲取经验教训，掌握分析思维和科学方法，每个人都应培养这些能力；其次，科学知识的更新和进步是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有赖于像格兰姆斯这类不断探索、去伪存真、敢于质疑的科普作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类谣言才能有所减少，而社交媒体以及权威机构都应发挥作用，坚持传播科学的思维方式，破除众多的心理误区，弥补人类认知必然存在的缺陷；第三，科学的目标是拓展已知世界的界限，不断地与无知对抗，培育更加健康的对待各种观点的怀疑精神——格兰姆斯称之为“合理的怀疑精神”，尤其是在快速传播和快节奏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伪科学”和谣言传播的频率加快，产生的危害和负面效应也就更大，科学诚信和公正就变得愈发重要和突出。

究竟如何才能拨开云雾呢？我在评论美国经济学家授加里·史密斯所著《错觉：AI如何通过数据挖掘误导我们》一书时曾提出，看似无所不能的计算机技术其实存在诸多固有的缺陷，至少目前与人类的智慧相比还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大量的产业、产品以及思维将受制于计算机技术。有一点可以明确，现代人的生活、生产以及创新大都依靠计算机模型和数据分析，海量的数据往往意味着创业客群与市场，而“窃取”这些个人信息和数据渐渐演变为一种产业，行走在法律的边缘。

从现实来看，很多技术至上论者盲目地认为计算机语言和数据可以“无所不包”，迷信于大数据，陷入数据的误导与错觉，难以做出理性的决策。每个人都身处被各类算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科技包围的世界，个人投资决策、日常行为、企业决策等无时无刻不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且影响的程度、范围和方式更加复杂多变，这就引出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信息来源广泛和丰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参考，很多个人和企业的决策都倚重权威智库报告、互联网平台和外部数据；另一方面，由于专业知识背景缺乏和认知差异，加之这些信息资源和数据的公正性和科学性难以保证，过于采信其中的数据资料很可能导致决策错误。因此，加里·史密斯呼吁，我们不仅要采集数据，更要运用智慧，并心怀勇气和同情。

格兰姆斯在书中也提出了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对于新闻报道的公正性，他认为传统媒体在传播正确信息与观点方面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碎片化的新媒体则缺乏事实核查与质量控制的标准，我们不仅要防止自己被虚假信息所愚弄，更应避免成为错误信息的传播者。区分科学和伪科学已变得特别重要，我们应认真考虑各种重要细节，包括证据的质量、权威性、可以检视的各方观点、证据的整体性等，运用理性的思维而非“凭感觉”的思维习惯和做事风格，并且充分意识到即便理性也可能发生错误。应该将严谨的分析逻辑和去伪存真的理念贯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决策，同时不要把怀疑的科学精神与廉价的愤世嫉俗混淆，坚持科学探究的品质。

在信息焦虑的时代掌握真相是一件难事，分工精细化和专业主义盛行都会制约人们的认知范围和深度。但这不是对未来悲观失望的理由，如格兰姆斯所说，人类的头脑可以制造错误，自然也能从错误中学习进步。

《非理性决策：在信息焦虑的时代如何掌握真相》

[爱尔兰]大卫·罗伯特·格兰姆斯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果麦文化202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