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持续，历史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为何各方在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会造成巨大的国际震动？近要理解当今乌克兰局势以及这场危机对世界的冲击和趋势，不妨从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院院长浦洛著作《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入手。第一财经经出版社授权，节选部分内容以餮读者。

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基辅罗斯并无公认的诞生时间，其末日却精确到日，即1240年12月7日。这一天，蒙古人，又一群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侵略者，攻陷了基辅城。

从许多方面而言，蒙古人对罗斯的入侵标志着草原政治体重新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乃至（某种程度上）文化的主导力量。它终结了基辅罗斯境内各个基于森林地带并一度统一的政治体及社会的独立地位，也终结了它们与黑海沿岸（主要是克里米亚）和更大的地中海世界保持联系的能力。蒙古人将时钟调回到哈扎尔人、匈人、萨尔马提亚人和斯基泰人的时代，即草原政治体控制内陆并从通往黑海诸港的商路中获益的时代。然而蒙古人是一支远比他们之前任何草原民族更为可怕的军事力量。在蒙古人之前，草原民族最多只能统治欧亚大草原的西部，通常东起伏尔加河流域，西至多瑙河河口。蒙古人则控制了整个欧亚大草原，囊括了东至阿姆河和蒙古高原、西至多瑙河和匈牙利平原之间的土地——至少在其初兴时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建立起“蒙古治下的和平”，即一个由蒙古人掌握、由众多属国和半属国组成的政治复合体。罗斯地区在这个复合体中处于外围，同时又是其重要的一环。

蒙古人的到来打碎了基辅罗斯国家政治统一的迷梦，也终结了罗斯地区真实存在的宗教统一。蒙古人承认了罗斯地区王公统治的两大中心，即位于今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和今乌克兰中西部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拜占庭人效法蒙古人，将罗斯都主教区也分为两部分。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土上的政治和宗教统一从此瓦解。加利西亚王公和弗拉基米尔王公开始集中力量在自己的领土上建设自己的罗斯国家。虽然这两个公国都声称拥有“罗斯”这个名字，它们的地缘政治轨迹却已分道扬镳。双方的王朝传承都来自基辅，也从基辅继承了他们各自的罗斯法律、文学语言以及宗教和文化传统。双方也都屈从于陌生的蒙古统治之下。然而他们对蒙古人的依附性质却不相同。

蒙古人在弗拉基米尔统治着今天属于俄罗斯的土地，直到15世纪末。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鞑靼之轭”，得名自蒙古军队中说突厥语的部落。数量并不多的蒙古人离开之后，鞑靼人仍留在这里。将蒙古人的统治描述得极为漫长而严酷是传统俄罗斯历史学界的特点之一，并一直影响着人们对这一时期整个东欧历史的理解。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俄罗斯历史书写中欧亚学派的支持者向这种关于蒙古统治的负面看法提出了挑战。蒙古人在乌克兰地区的历史也为纠正传统的“鞑靼之轭”式批评提供了更多材料。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王公治下的乌克兰，蒙古人比在俄罗斯表现出更少的侵略性和压迫性，并且统治的时间也较短，事实上在14世纪中叶就结束了。这一差异将对两个地区及其人民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蒙古在世界舞台上的突然崛起始于蒙古草原地区，时间是1206年。当地一个部落的首领和军事指挥官铁木真在这一年将许多部落联盟统一起来，获得蒙古部落可汗的称号，并在去世后被称为“成吉思汗”。在成为蒙古最高统治者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同中国北方人作战，并将他们的土地首先纳入其迅速膨胀的大帝国。他的下一个巨大的收获是中国以西、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到了1220年，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喀布尔都已落入蒙古人之手。接下来他们在1223年击败了波罗维茨人和伏尔加保加利亚人（以及部分罗斯王公）。此时蒙古人也侵入了克里米亚，并夺取了这里的要塞苏达克，它是波罗维茨人地区的丝绸之路贸易重镇之一。

在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之前，他将国土分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们。他的两个孙子获得了最西的部分，包括当时中亚和伏尔加河以东草原。两人中的拔都可汗对这份遗产并不满足，将其国土的边界向更西推进。这次推进即是人们熟知的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1237年，蒙古人围困并攻陷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东部边境上的梁赞。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在1238年2月初沦陷。弗拉基米尔的保卫者们在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修建的圣母安息大教堂进行最后的抵抗，于是蒙古人放火焚烧了教堂。抵抗格外坚决的城镇都遭到屠城的下场。在坚持了几个星期之后才陷落的科泽利斯克就是一例。罗斯王公们尽了他们的最大力量来阻挡蒙古人的进攻，但由于各自为政，又缺乏组织性，他们根本不是高度机动又协调一致的蒙古骑兵的对手。

蒙古人在1240年逼近基辅。他们的庞大军队令守军胆寒。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他那些大车的吱呀声、他（拔都）那些多到数不清的骆驼的叫声，加上他的马群的嘶鸣，盖过了一切声响。敌人已遍布罗斯的土地。”基辅人拒绝投降，于是拔都用投石机摧毁了基辅的城墙。那是建于“智者”雅罗斯拉夫时代、用原木和石块修筑的城墙。市民们涌向圣母安息大教堂，那是弗拉基米尔为庆祝自己受洗而修建的第一座石质教堂，然而教堂的墙因避难者和他们的行李太重而倒塌，将他们活埋。圣索菲亚大教堂得以幸存，但同城里其他教堂一样，其珍贵的圣像和器皿被洗劫一空。胜利者在城中大肆劫掠，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则满心恐惧，藏身在基辅的废墟中——这座辉煌一时的都城，曾令其统治者们梦想比肩君士坦丁堡。奉罗马教皇之命前往蒙古觐见大汗的使者若望·柏朗嘉宾在1246年2月经过基辅，对蒙古人攻打基辅地区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以下描述：“在穿越这片土地时，我们看见死者留下的数不清的骷髅和尸骸，遍布原野。”

基辅遭到蒙古人致命重创，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都没能恢复其昔日的地位和繁荣。然而基辅和佩列亚斯拉夫的居民们并未完全放弃这片土地，没有像一些19世纪俄罗斯学者以为的那样，迁往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流域。如果基辅居民不得不逃离草原边缘地带，他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在离家乡更近的普里皮亚季河和德斯纳河沿岸的乌克兰北部森林地区找到避难所。在普里皮亚季森林和喀尔巴阡山脉山麓丘陵一带能发现最古老的乌克兰方言并非偶然，因为这里的森林、沼泽和山地阻挡了游牧民族的攻击。

《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

[乌克兰]浦洛基 著

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 201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