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俄乌冲突加剧，包括意大利内衣制造商Cosabella以及德国时尚品牌Hugo Boss等在内的众多国际品牌，被迫暂停在乌克兰境内的采购业务。与此同时，因为时装周而身处米兰的乌克兰模特们正在担忧回国的问题，一些活跃在乌克兰的时装设计师也在寻求海外庇护。

时尚的运转并非是一个“平行宇宙”，纵观上世纪的两次大战，战争并没有令时尚中断，而对其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战争往往伴随物资紧缺，这些有限的物资还要优先供应战场。一战时，服装的剪裁和面料开始侧重实用性。由于羊毛要优先用于制作军装、袜子和毛衣等送往前线，大众服装的面料变得有限，妇女的衣装风格被简化，以减少对某些特定织物的使用，这也促成了由回收羊毛和人造纤维制成的混纺面料的普及。

到了二战时，这一影响更为明显。1942年，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发布了第85号限制令（后于1945年5月8日取消），要求节省15%的国内面料生产，以及超过4000万磅（约181.4万公斤）的羊毛布。布料的节约被控制在方方面面——女装取消了许多繁复的设计，两片式泳装应运而生，甚至连鞋跟都不允许超过1.5英寸（约3.8厘米）。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比基尼泳装诞生。

除了节约重要面料外，由于珍珠港事件，来自日本的丝绸也被禁止使用。于是，人造纤维在这一时期成了重要的服装面料。

同期，男性远赴战场导致劳动力紧缺，随即将女性推入职场，她们驾车，争取参政权，并脱下了束身衣，穿上了便捷的裤装。对于这些参加工作的女性而言，男人的连体工装可能才是最时尚的单品。随着战时军装式样和工作服开始流行，卡其色和黑色变成主流色彩。作为英国军装的主要颜色，卡其色其实来自更早的战场，它是英国人从印度学来的，“卡其”一词在印地语中是“灰尘”的意思。

大洋彼岸的英国则在1941年6月1日开始实行服装配给制，并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1942年和1943年，英国贸易委员会推出《民用服装制作（限制）令》以进一步节省劳动力和原料，并将制造成本压缩到最低。这些限制令被称作“紧缩条例”，适用于实用性服装和非实用性服装的生产。

据估计，这些措施每年节省约500万平方米的棉布。由于紧缩条例禁止使用拉链和弹性腰带，背带成了男装的一个重要元素。在整个战争期间，松紧带的供应非常短缺，女式内裤是少数可以使用松紧带的服装之一。

在配给制下，妇女们充分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旧毯子和窗帘被做成裙子，服役士兵留下的西装成为妻子的裙子和夹克，耳环和手镯是用工厂里的飞机塑料、挡风玻璃碎片制成的。

在紧缩条例中，适用于男装的规定最不受欢迎：西装用单排扣取代了双排扣，翻领不得超过一定的尺寸，口袋的数量受到限制，裤腿的翻边被废除，衬衫的长度被限制，双袖口被禁止等。

如此一来，人们担忧可选的服装风格会过少。不过很快，伦敦时装设计师协会于1942年成立，除了代表英国时装业的集体利益，促进出口和发展设计标准之外，协会还在贸易委员会的委托下，按照紧缩条例的规定设计时尚而又经济的实用性服装。

除了物资紧缺和配给制带来的限制，战争本身也对时尚带来了影响。比如女装开始向军事风格靠拢，其对垫肩、自然腰身和直筒裙的采用，与军装的轮廓非常相似。而当平民服饰向军装靠拢之际，士兵的穿着却越发随意，飞行员夹克开始流行。这种夹克比传统的大衣拥有更多的口袋，使得士兵能够携带更多的装备。

1939年9月，为了加大德国空袭的难度，英国全境实行停电。除了路灯和招牌被熄灭之外，所有车辆都必须在车灯上加盖来弱化灯光。撞车事件随之增加，一系列可以提高佩戴者夜间可见度的夜光配饰由此诞生。

为了方便及时躲避轰炸，英国人还在二战期间设计出了可以迅速穿脱的连体衣“警报服”（siren suit）。在夜间轰炸来临时，前往庇护所或防空洞避难的人们可以飞快地将宽大的警报服套在居家服或睡衣外，既保暖又不失体面，而且上面还设计了口袋放置文件和贵重物品。这种警报服一度十分流行，许多零售商都推出了自己的系列。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喜欢穿着警报服来鼓舞民众士气。

从侧面来看，如果不是因为防空警报变成了需要应对的日常，这种衣服又怎会走红？人们可以适应疫情时期的口罩，也可以适应战时的防空警报。就像这期间的时尚一样，人们不会放弃对生活、个性和自我表达的小小追求。

时尚与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表达自我和获得喘息的方式。在对战时时尚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窥见作为个体的普通人在艰难时刻的日常生活。在最残酷黑暗的时刻也不放弃对美的追求，这也许是人类最微小也最伟大的美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