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上映的电影《你是我的一束光》，是编剧刘恒跟演员邓超的第三次合作。但这一次，出场不多的邓超被“隐”在了故事背后——他饰演的主人公孙雨桐，在影片开始之前就因抢救村民而被泥石流埋进山里，留下母亲、妻子与年幼的女儿。

这个关于云南乡村振兴和扶贫的故事，对刘恒来说，是一次命题作文。他对第一财经坦言，刚开始接手时，因为完全不了解云南，对这个题材是犯怵的，“但我的工作习惯就是，一旦接手，就要倾尽全力”。

倾尽全力是刘恒的常态。冯小刚邀他写《集结号》，他找了上百本关于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的回忆录，以及第一线指战员的日记、资料来阅读。写《云水谣》时，他向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请教，又找来100多本台湾画册、书籍与资料。

从上世纪90年代的《菊豆》《秋菊打官司》，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集结号》《金陵十三钗》，刘恒是张艺谋、冯小刚、谢飞等多位大导倚重的编剧。但他又是中国编剧中很特殊的一位，行事低调，只用作品说话。

《张思德》《云水谣》与《你是我的一束光》，都是刘恒在规定动作之内完成的自由创作。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王一川看完《你是我的一束光》，想到去年一部同类题材电视剧《山海情》，“两部作品都不是简单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题材当作理性化的政治任务去理解和完成，而是将其化作饱含情感的人性深层颤动去体验”。

这部电影的剧本创作确实来自刘恒的真实体验。2019年夏天，65岁的刘恒花一个月时间走访云南大理、丽江、迪庆等地许多偏远乡镇和村落。他拿着准备好的上百个问题，一路走乡串寨，碰到人就坐下来聊。

他记得面对云南深山恶劣地理环境时的害怕。汽车开在狭窄的盘山公路上，车轮一侧是悬崖，另一侧则有山体滑坡的隐忧。2020年，中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全国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背后的另一个数据是，1800多名基层扶贫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刘恒听当地扶贫干部说起，很多在云南牺牲的同志，都是因车祸去世的。

只有去到第一线，他才知道扶贫是一件浩大繁复的系统工程。他看着扶贫干部帮助当地农民改良种子、选择种植品种，帮村里修路、修蓄水池，教会农民销售，甚至帮着家庭困难的农户干活打扫房间，给他们买牙膏牙刷，教他们学会卫生生活习惯。

他去采访扶贫干部，几个男同志坐在小板凳上，围着低矮的小桌，哈腰吃饭。对这些人而言，几个月才回一次家是常事，平时就轮流做饭洗碗，相互照应。“看着真是辛苦，他们都是抛家弃子，自己骑着摩托车，或是坐着长途车，顺着盘山公路进来的”。

刘恒最想了解的，是那些牺牲干部的家属。他请当地宣传部帮忙联系，但大部分家庭婉拒采访，不愿提。一个单亲妈妈接待了他们，避开家里的老人，带他们到楼下，坐在花坛边，平静地叙述，说着说着，她拿出手机给他们看丈夫生前爬山走访村寨的视频。晃动的镜头里是山路，是一双肿得不成样的脚。丈夫喘着气，笑着说，这几天爬山爬多了，腿都肿了。

刘恒判断，那双腿肿得吓人，“不像是累的，肯定是身体疾病的征兆，但他没时间去医院”。

“下回我回来，得陪你看电影，不然太对不起你了。”丈夫的声音刚从视频里传出来，年轻的妈妈突然关了手机。原来是6岁的儿子正飞奔过来，孩子不知道爸爸已经去世。等他再次跑远了去玩耍，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刘恒身边的工作人员，全都在默默流泪。

“这是一个关于牺牲者、殉道者的故事。”刘恒说，在写剧本时，这位年轻单亲妈妈的故事，成了电影剧本的核心——她始终避讳谈论丈夫去世那天的情形，一直隐瞒孩子真相。最后，在一片紫红色的马尾草野地里，她终于喊出压抑在心底的思念、后悔和隐痛，催人泪下。

喜剧、悲剧与正剧的交融，是刘恒在《你是我的一束光》里呈现的创作美学。就像他以前的作品一样，把人物的心理与情感世界，描摹得真切又深刻。

王朔曾说，他喜欢的当代作家中有刘恒，最喜欢其小说《虚证》，“它深深地打动了我。刘恒是靠本能打动别人，呱叽一下就碰到了你心里最柔软的那种感觉”。

刘恒罕见的写作能力在于，他能将小说与剧本、电视剧与电影的边界全部打通。

但他却说，自己完全是野蛮生长，孤儿一般在写作的世界里摸索，胡奔乱撞。作家赵大年曾说，刘恒“从一个贫穷山区的孩子，到当兵，做工，上大学，当编辑，成作家，每一步都付出了艰辛勇敢”。他擅长观察，加上敏锐、专注、固执的个性，几乎可以视为他创作的法宝。

刘恒从不惦念自己过往的成就，媒体称他为“中国第一编剧”，他对这个说法连连推辞，“这让人非常不自在”。

他唯一感受到的，是时光流逝太快，“40岁的时候觉得自己老了。没想到从40岁到60岁非常快，从60岁到现在快70岁，好家伙，更快了。如果以前更专注，追求得更纯粹，注意力更少被分散，可能应该更好一些。我特别嫉妒青年人，他们能获得的资源和知识太多了”。

他不想时间被隔断，尽量减少社交活动，把每天看手机回复微信的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之内，剩下时间就是读书、写作，早晚坚持各做200个俯卧撑。年轻时拼命写作，买了一大堆书来不及读，到这个年纪，他安然沉浸在自己最喜欢的哲学世界里，“写作比较苦，读书就是精神按摩”。

对话刘恒：编剧被忽视的现状，中国跟好莱坞没有太大区别

第一财经：好莱坞电影编剧通常会总结出一个方法论，你的剧本《菊豆》被美国剧作家罗伯特·麦基在《故事》这本书中当作一个案例，讲述《菊豆》与古希腊悲剧之间的渊源。如果一位年轻人想要成为优秀编剧，有方法论可循吗？

刘恒：从技术角度来说，专注都会有收获。但技术上的专注实际上并不容易。因为人一旦掌握了基本的技术之后，就觉得自己可以了，不用再下功夫了。但恰恰那个枪不磨，它就钝，钝了你就会凑合使。

现在的现实情况是，互联网的信息渠道太多，生动性太强，密集度也高，就是所谓的碎片化，容不得你注意力集中，容不得你持久地干一件枯燥的事情。

这时候就形成一个淘汰机制，那些特别专注、能抓住要害的人，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可能就捷足先登。

所以我相信，机会是留给少数天才和少数充分自律的孩子的，他们最后可能走得更远一些。那些比较散漫的、天分不是很高的孩子，就慢慢地平庸化，也许能胜任一般的工作，想出类拔萃就很难了。

第一财经：你写《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灵感就是从真实生活基础上迸发的，跟冯小刚导演第一次聊《集结号》，半小时电话说完，灵感也全出来了。回忆起来，你的创作黄金期是什么时候、什么状态？

刘恒：我30岁到50岁之间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想起那时候的创作，应该是记忆力最好，灵感发生的频率特别高。一个作品的写作过程中，频繁地被灵感给激发起来，就好像你开着车在狂奔，老有一个自动加油的机械跟着你，不停加油。那时候写作，第一天写完，第二天坐下来就接着写，根本不用往回看，前面的东西全在脑子里。

现在，好家伙，得到处找加油站，需要一遍一遍地回头看，那就是记忆力出问题了，没办法。

第一财经：多年前你曾提到，一部新片的记者招待会上，通常大部分问题都是问导演和演员的，只有一个问题是问编剧。你怎么看编剧在影视剧中的位置，中国编剧依然被忽视吗？

刘恒：如果说影视圈里的编剧被忽视，中国跟好莱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是一种自然生态。尤其是当代娱乐行业这么发达，光线自然是照到最需要照耀的地方。除非编剧自己有意愿，愿意跳出来自我包装，掀起各种各样的话题，就跟现在的网络主播一样，你如果拥有才华，设计得好，可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但我觉得，大部分作者还是习惯于写字台前的工作。我是从小比较内向，不爱出门，能少点事就少点事，抛头露面反而不舒服，你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存。

对编剧的忽视，实际上不是对人的忽视。如果在整个影视产业链里，忽视剧本的重要性，忽略编剧的重要性，就是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现在有一些投资人、制作人对剧作这一块不是特别重视，但我相信，一旦他们在市场上受挫，受到惩罚，就会扭转。当那些有理智、逻辑感强的人来掌控，肯定会重视编剧的作用。

第一财经：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你说过，电影剧本一旦转成视觉，文字就死掉了。作家那么讲究文字的精确和考究，但最后可能就掩盖进电影中，你怎么看文字之于影像的这种“牺牲”？

刘恒：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现代人面临的是文字泛滥，想写出那种能够长久留存的文字，几乎是一种奢望。一个人对自己的创作再珍惜，放在历史的长河里，都会被时间的流水冲走，能不能留下，能留下什么，都是随缘的事，把自己太当回事，没有太大意义。

第一财经：从读图时代到视频时代，现代人对文字几乎都没什么耐心了。有人把电影剪辑解说成几分钟短片，快速把故事梗概讲完。在这样的趋势下，作为创作者，会有失落感吗？

刘恒：这个趋势根本阻挡不了。但我恰恰觉得，这个时代也为一些人留下了更好的空间。

当大多数人都在泥潭里，意识没有防线的时候，那些头脑极度清醒的人会用独立思考去制造思想，分析社会，提出自己的理解，甚至提出方案，把一些看不清的矛盾理清楚。他们的竞争者不会太多。

第一财经：到这个年纪，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恒：我跟邓超合作第一部作品《少年天子》时，父亲病故。写完《你是我的一束光》，母亲病故。父亲走的时候，我几乎半年时间才从阴影里走出来。到了母亲这一次，我虽然痛苦，但比较快就走出来了。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也快70岁了，距离那个终点也非常近了，来不及悲伤。悲哀很快会被理智取代。

现在我的人生就是做减法，原来生活里的目标很丰富，想干这个想干那个。现在就是砍掉一些东西，把最主要的东西留下。我想早点卸下包袱，写自己最想写的，看自己最想看的，活得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