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前，高盛经济学家首次发布了对金砖四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预测，并持续更新、扩展，纳入新数据和新方法，当前预测已涵盖104个国家和地区，时间线延展到2075年。

高盛2001年首创金砖四国概念之后的十年是新兴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黄金时代。高盛2001年的第一版新兴市场预测低估了未来十年新兴市场趋同的速度。2011年第二版预测报告发布以来，全球经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GFC）后生产率增长乏力、全球保护主义抬头、新冠大流行及俄乌冲突等一系列长期挑战和经济冲击的影响。尽管受到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2003 年预测与 2011 年预测中涉及的绝大多数关键指征维持不变。高盛在最新的预测中确定了全球经济的四个核心主题（详见小结）。

(资料图)

历史经验对未来预测的启示

回顾历史可以为未来预测提供一些经验。

（一）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增速差距缩小

199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市场的GDP增速才开始持续超过发达市场增速。2000~2009年人均GDP增速与人均GDP水平之间关系的最佳拟合线强烈向下倾斜，这意味着相对贫穷和富裕的经济体之间存在显著趋同。无论是否包括中国和印度，均是如此。迄今为止，新兴市场GDP增速之所以领先发达市场主要得益于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推动。自2000年以来， 中东欧、中东和非洲经济体的表现也开始超过发达市场均值水平。虽然超出程度较小，但一举扭转了这些地区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明显落后的局面。拉丁美洲的GDP增长在发达市场平均水平附近波动， 继2000年代末和2010年代初表现领先之后，近年来表现落后于整体发达市场。

（二）亚洲经济体持续领跑，新兴市场趋同范围扩大

新冠疫情前十年（2010~2019年），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人均GDP增速均有所放缓，但与2000年之前相比，相对贫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仍显著快于相对富裕的发达经济体。

低收入经济体人均GDP增速快于高收入经济体，2000年以来尤为显著。中国和印度表现出快速趋同。

（三）劳动力增长疲软和“慢球化”导致全球增长放缓

虽然新兴市场仍持续趋同，但过去十年中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潜在增长率均有所下降。因此，全球经济增长率已从金融危机前十年的年均 3.6% 放缓至新冠疫情前十年的年均3.2%（按市场加权衡量)。

这种放缓反映了人口结构因素和全球生产率增长减速的综合作用。自1990年代初以来，全球劳动力增长持续放缓，并在2010年后以更大的幅度减速。未来人口预测表明，人口结构仍将拖累全球增长。

全球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原因众说纷纭，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可能相对永久性的技术进步放缓，政策制定者对此将无能为力。二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步伐放缓。

笔者认为，第二种解释更符合跨国数据的表现。如果将全球生产率增长放缓归因于技术创新步伐放缓，美国或其他处于或接近生产力 / 技术前沿的经济体应有更强烈的感受。而远离前沿的地方则可通过简单实施和复制现有的技术便明显提高生产率。但事实是，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经济增长均放缓，这与技术归因解释相悖。

另一方面，全球生产率减速从发生时点与普遍性上来看更符合由贸易全球化进程停摆所引发的特点。全球化不仅包括商品贸易，更体现了货物、资本、人员、技术、数据和思想跨境流动的增长。笔者认为，“慢球化”即跨境综合性流动增长放缓，比“去全球化”( 跨境流量和存量的直接下降) 更能描述过去10~15年的商品、资本和流动人员趋势。然而，随着迅速全球化时代的过去，全球经济似乎不可能恢复到2000~2010年期间的生产率增长水平。此外，全球化彻底逆转的可能性是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

长期预测：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就主要区域的总量预测而言，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GDP增长大幅波动，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预测2024~2029年全球增长将快于2020~2024年， 但低于2010~2019年这十年。预计新兴市场增速将继续领先发达市场，差异一半以上源自 ( 相对可预测的 ) 人口因素，而非 ( 不太可预测的) 生产率增长差异。预计 ( 不含发达经济体的 ) 亚洲仍将是增长最快的地区，但由于中国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预计相较2010~2019年， 亚洲将出现最大幅减速。

从各主要经济体细分看，增长放缓主要是由人口因素驱动的，人口因素也能解释中国潜在增长率预测远低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

过去十年拉丁美洲的增速远低于趋同潜力，高盛预计未来十年拉美经济体增长将逐渐加速，然后在随后几十年再次减速。中东欧、中东和非洲地区 （CEEMEA）的经济增速将相对稳定，得益于随着时间推移来自非洲经济体的贡献上升。

将GDP预测与长期实际汇率预测相结合，高盛预测了未来主要经济体以实际美元价值衡量的经济体量。高盛预测显示中国将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尽管考虑到近期出现对中国增长前景的悲观情绪，部分读者可能惊讶于高盛预测中国这么早就可以超过美国，但笔者强调有三点值得牢记：首先， 中国与美国GDP的差距已大幅缩小 （中、美GDP之比从2000年的12%上升到略低于80%）。其次，笔者预测2024~2029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4.0%，仍显著高于美国的1.9%。再次，除了潜在增长率差异外，预计未来10~15年内，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部分高估将消除。

预计到2050年，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认为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德国 ( 届时印度尼西亚将取代巴西和俄罗斯进入最大的新兴市场之列 )。

如果将时间线延伸到2075年，世界前三大经济体预计是中国、印度和美国。届时印度将刚刚超过美国。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人口结构前景更为乐观，届时美国潜在GDP增速或将显著高于中国。同理，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前景意味着，通过适当的政策和制度，这些经济体可能跻身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行列。

上图列出了按人口和人均GDP水平细分的2075年GDP水平预测。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最大的三个经济体 ( 中国、印度和美国 ) 与所有其他经济体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 若将其视为单一经济体，则欧元区应计为第四个超大经济体 )。因此，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尽管在 2075 年 GDP 预测中排名分列第四至第六，其单独规模都不到中国、印度或美国的三分之一。

其次，虽然预计到2075年中国和印度经济规模将大于美国，但美国的富裕程度仍将是两国的两倍多 ( 是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国的五倍 )。

对全球的影响：全球增长放缓，全球不平等减少

全球经济增长从全球金融危机前十年的年均3.6%放缓至新冠疫情前十年的年均3.2%，且放缓情况相对普遍。预测表明，2024年至2029年间，全球增长率将达到年均2.8%，并呈逐步下降趋势。

（一）全球增长减缓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人口结构

全球增长减缓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人口结构。过去半个世纪，全球人口增长率从年均2%左右下降到当前不足1%，联合国人口预测表明，到2075年，人口增长率将降至接近零。虽然增速放缓此前在一定程度上已在预料之中，但人口总数预测也被下调，目前全球人口峰值预测约为100亿人，此前预测值为110亿以上。

考虑到控制人口是实现长期环境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人口增长放缓并非全无益处。然而，人口增长疲软和人口老龄化会带来经济挑战 ( 最明显的是医疗保健和退休成本上升 )。未来几十年，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因老龄化而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

（二）全球不平等减少，但国家内部不平等加剧

2000年至2020年间，由于相对贫穷经济体的收入趋同，全球不平等现象显著减少，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趋平。预测表明，到2050年，随着更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GDP中占据更大份额，收入趋同将使曲线更加平缓。

这与许多人的看法有别，并与全球化或加剧不平等的成见相矛盾，以下事实或能同时解释上述两派观点：1970年代末以来，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趋于下降， 但大多数经济体内的收入不平等呈现上升态势。另一方面，这两个趋势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相关联：全球化促使拥有大量 ( 相对非技术 ) 劳动力和有限资本的大型新兴市场更多地融入全球经济，推升新兴市场的劳动力价格，同时压低了发达经济体非技术工种劳动力的价格。

由于政策决策并非在全球范围而是由各国内部自行决定，国家层面不平等的加剧对全球化进程提出了重大的政策挑战。

小结：全球经济的四个核心主题

（一）主题一：人口增长疲软导致全球潜在增长放缓

全球经济增长从全球金融危机前十年的年均3.6%放缓至新冠疫情前十年的年均3.2%( 按市场加权衡量)， 影响遍及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这反映了全球人口增长放缓和生产率增长疲软的综合影响，后者似乎与全球化步伐放缓有关。预测表明，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高位水平已过，2024年至 2029年全球平均增长率为2.8%，此后将逐渐下降。

放缓主要归因于人口减少。过去几十年中，全球人口增长率从年均2%左右下降到不足1%；联合国人口预测表明，到2075年，人口增长率将降至接近零， 虽然增速放缓此前在一定程度上已在预料之中，但存量人口预测也在下调 ( 预计全球人口现接近峰值，约100亿人，低于此前预计的110亿以上峰值 )。考虑到控制人口是实现长期环境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人口增长放缓并非全无益处，人口增长疲软和老龄化带来了许多经济挑战。未来几十年，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因老龄化而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

（二）主题二：新兴市场融合趋势保持不变，由亚洲经济增长引擎领导

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实际GDP增长均有所放缓， 但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保持超越发达市场。尽管经济收入趋同速度相较2000年代略有放缓，但仍远高于1990~2000年代水平（当时国家之间收入增速趋同只是特例而非常态），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将持续上升，其收入水平逐步向发达经济体靠拢，全球收入分配将流向这一不断增长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群体。

虽然大多数经济体的GDP增速都不符合高盛的2011年预测， 但它们的实际表现各异。中国、印度和印尼增速均小幅高于预测，而俄罗斯、巴西和拉美整体上都明显不及预期。因此，预计未来30年，全球GDP的权重甚至将更多地向亚洲转移。预测表明， 2050年全球五大经济体（以美元计）将是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德国（印度尼西亚取代巴西和俄罗斯进入最大的新兴市场之列）。而到2075年，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前景意味着， 通过适当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可能跻身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行列。

（三）主题三：十年来美国独有的超预期表现难以重演

过去十年，在大型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的表现一直小幅好于高盛的长期实际GDP增速预期，这是独一无二的。同时美元在这十年中大幅升值，更令以相对美元价值衡量的美国经济表现远超高盛此前的预期。在五年至十年时间段里，个别国家增速明显超出或低于长期预测的情况并不鲜见，事实上，还有其他国家的超出幅度高于美国。问题在于这种领先表现是否有望在未来十年里重现。总的来看，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美国潜在增长率仍远低于包括中国和 ( 尤其是 ) 印度在内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此外，近几年美元强势升值至大幅高于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公允价值， 未来十年更有可能进入贬值轨道。

（四）主题四：全球不平等减少，国家内部不平等增加

20年来的新兴市场趋同走势带动了更平等的全球收入分配。全球化的这一益处在过去20~25年间未受充分认可，而且高盛认为其积极影响将会持续。然而， 虽然经济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单一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在加剧。此外，由于各国政府需要处理并最终担责的是国内事务而非国际动态，全球视角在政治层面上显得无足轻重。这对全球化进程提出了重大挑战。

（五）主要长期风险：保护主义和气候变化

众多风险中，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认为两方面因素是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和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

首先，民粹民族主义导致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逆转的风险。民粹民族主义已在一些国家抬头，新冠疫情期间的供应链冲击使得供应链本地化和稳定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高盛的评估，至少到目前为止， 全球化发展尚未出现逆转，虽然民粹民族主义抬头已至少导致其放缓。但是，全球化逆转风险显而易见。全球化是减少各国收入不平等的重大力量，如果要确保全球化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需要做出更大努力， 在各国内部更平等地分享全球化效益。

第二，气候变化带来环境灾难的风险。高盛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并不是对立的——许多国家已经能够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 “脱钩”，因此，对于全球经济整体而言，没有什么实际理由说明这个目标无法实现。但是，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在经济上做出牺牲以及全球协调共同应对，这两点在政治上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