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与“北大女生”、学者戴锦华的两次对谈，让上野千鹤子两次登顶热搜。在中国出版市场，这位不甘心停留在学院的学者也正掀起一场旋风，多部著作销量惊人。第一财经邀请作家郭玉洁解读这两次谈话，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一场热潮，以及该如何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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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老师，您一直没有结婚，是受过什么伤害吗？”到目前为止，如果要评选本年度最佳提问，我会提名这一条。

在三位“北大女生”（事实上已经毕业了好几年）对谈上野千鹤子的视频中，“女生”之一、也是新媒体从业者全嘻嘻提出了这个问题。视频上线后，迅速飙上热搜第一，收获了一阵赞美声之后，又突如其来地遭到狂潮般的批评，以至于视频被宣布下架。

在对视频的诸多批评中，开头的问题常常被重点标出。正如很多人指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了对单身者的歧视，也缺乏起码的礼貌与尊重。而且，提问者似乎对上野千鹤子一无所知。74岁的上野千鹤子是日本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她的诸多主张中，其中一条就是不婚主义，这不仅是她的生活选择，也是她的政治选择。在公众层面和政策层面，她都致力于改变单身者的处境，包括为单身正名，推进单身者的社会保障，等等。在视频中，她很直接地回答说：“我对婚姻不感兴趣”，因为“婚姻都是靠对女性的压迫维系的”，但这些回答似乎都不能令提问者满意，话题围绕着“婚姻”反复打转，最终以上野千鹤子确认无论已婚还是单身，都是一种“选择”，准确地说，由著名女性主义者确认三位女性的婚姻选择而告终。

症结就在于，直到今天，单身也仍然是另类的、艰难的选择。比如三位“北大女生”都承认，自己是承受不了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开始相亲、结婚。婚姻仍然是主流的选项，仍然是各种利益的获得者，也仍然在复制和加固着不平等。人们的愤怒也来源于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的理念，被用来确认了自身的批判对象，一种主流的价值观，这又何须如此呢？

也许答案是，时代正在变化。作为社会制度的最小单位，婚姻、家庭将人组织其间。在传统社会中，很难想象一个脱离了家庭的人要如何生活。但是工业、城市的发展，将个人从土地、家族中分离出来，组织进工厂、公司。女性的解放、进入社会，进一步地瓦解婚姻，单身（尤其是单身女性）在经济层面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婚姻、生育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孩子，性别观念无法改进，都使得年轻一代的单身意愿越来越强烈。而日本作为先发国家，比中国早一步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也早一步做出了相关讨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对于上野千鹤子的论述倍感亲切。这样的变化撼动着社会，也撼动了许多在婚姻中的女性，从这个角度上，也不难想象三个“北大女生”的焦虑，以至于她们需要一位单身的女性主义者来确认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一种善意的理解是，这个提问虽然傲慢无知，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价值，因为它代表了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的心声，作为一种主流的秩序，当它被赤裸地抛出在上野千鹤子面前，就是将单身/婚姻的讨论推到主流面前，进行正面“对决”，使得原本不关心、或是假装不关心的人们也必须看到，今天的单身潮流已不可忽视，婚姻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以，我提名它为本年度到目前为止的最佳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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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频引起的巨大争议之后，《新京报》举办了上野千鹤子与戴锦华的对谈，这一对谈的预告，竟然也冲到了热搜第一。这足以说明性别已是当仁不让的热点，也说明了两位学者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力。如果说女性主义也有学术偶像，那么她们都凭借自己的工作、个人魅力赢得了热爱和尊敬。

戴锦华教授在北大教书，研究的领域颇广，有电影、文化研究、女性主义，近年来又关注新媒介。她不仅停留在学院论述，也活跃在大众媒体。而上野千鹤子是近年来中国出版界的异数，在出版举步维艰的时刻，她的书竟然成为热潮，琢磨其中的原因，大约有如下三点。第一，女性主义思想发源于西方，但是像其他理论思潮一样，西方女性主义无法摆脱基督教为核心的思想背景，而东亚社会共同的背景是儒家的伦理秩序，比如“爹味”和西方的“父亲”内涵与感受就非常不同，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有共同的亲密感、责任，也有共同的等级秩序，尤其是与父母、原生家庭的情感，深深纠缠在生活当中。

在上野千鹤子和铃木良美的《生于极限》中，最深切的就是两个人对母女关系的讨论，这种关系甚至是她们很多选择的根源，而这也是作为读者觉得最动人的部分；第二，如前所说，日本的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发展更早，许多问题与讨论先行一步，对于今天城市的中产女性来说，很容易引起共鸣，比如单身问题；第三，当然是和上野千鹤子本人有关，她是非常注重现实、也很注重传播的学者，绝不甘心停留在学院里，她说，“理论不联系实际的话就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她的讨论都切中现实问题，不避讳热点和争议话题，也很少使用术语，直接、亲切，有时候题目还很耸动，这一切都使她成为了深受大众欢迎的女性主义者。

在这次活动中，有读者提问说，你是如何成为女性主义者的？上野千鹤子说，她是在年轻时参加学生运动的时候，深深感受到了男性同志的歧视，因此而感到失望。在不同的场合中，她都讲到过这一点，你要去革命了，要改变国家了，衣服谁洗呢，饭谁烧呢？这就是日常生活。没有了日常生活，革命怎么进行呢？于是上野千鹤子的研究就从日常生活，从家庭主妇开始。她把主妇命名为“黑暗的大国”，没有被研究照亮的地方。她沿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方法，提出了家务劳动没有报酬的问题。

在中国，由于地域、城乡、阶级的差异，城市中产女性可以请保姆、家政工，这清晰地反映出了家务劳动的金钱价值。而在日本，上野千鹤子参与发起的照护保险制度，将照顾这一工作社会化了，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申请，有护理专员定期上门护理。这一制度，也是为了应对高龄化社会，使人们可以安心地在家里衰老，告别世界。

尽管活动记录中没有提及此前的视频，但是事实上，这也是“单身”话题的延续。在上野千鹤子看来，人总是会孤独地离开世界的，即使不是选择单身，也会有配偶先离世，或是不愿意迁就下一代而宁可独居。照护保险制度，是她为这种生活形态开出的药方，也是她引以为傲的成就。

这种形态，中国也逐渐不陌生了。在活动中，戴锦华教授分享了自己照顾母亲33年、直到母亲离世的经历。中国正在迈入老龄化，当代的生活形态，使得独自宅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如何应对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将是中国的大问题。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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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亚社会有共同点，尽管上野千鹤子令中国的年轻女性感到亲近，但是戴锦华的在场，却时时提醒我们中日社会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革命政权的建立带来了阶级与性别的普遍平等，这与日本和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改变不同。2004年发表的上野千鹤子与另一位中国女性主义者李小江的对话中，李小江也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李小江和戴锦华的讨论，并不是某种辩护，而是在申明一种现实，是社会现实，也是身体的现实。她们确确实实有着被解放的经验，革命浪漫主义的经验，丛这一点来讲，她们又是非常独特的、也许不可再现的一代。

这种不同，长久地影响着各自的社会，它逼使我们在广采各家之长的同时，必须得学会理解自己的现实，与之周旋，探索出本土的解决方法。正如很多人一直强调的，革命的遗产包含了平等的理念，包含了对理想的献身，对物质欲望的抛弃，包含了利他的付出。这是我从上一代妇女工作者身上常常能深切感受到的，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一种已经不被今天所理解的历史的孤独。它原本应该成为今天许多问题的解药，然而现实却是，它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已经非常陌生了，也不容易接受。我们还有可能召唤这份历史的遗产吗？我为此深深的困惑。也许可以，我们可以换一种语言，重新讲述我们不能够忘记的英雄的故事。至少，它不应该淹没在历史的深处。

从这个角度来讲，上野千鹤子也是革命的一代，她成长于战败后的日本，在反战的学生运动中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在她和戴锦华的对谈中，最温暖有力的时刻，就是结尾处她们的共识：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者互相照顾、互相支持，这是最珍贵的“姐妹情谊”。女性主义不是慕强的、弱肉强食的成功学，不是性别投机主义，如上野千鹤子所说：“女性主义追求的是一个弱者也可以安心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