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第11天，纪录电影《“炼”爱》累计票房来到36.3万元，排片率小于0.1%。在仍旧营业的影院，它的排片场次大部分避开了黄金时段，被安排在上午或是晚上九点以后。

目前，全国半数以上影院暂停营业，包括上海在内的几大票仓城市影院关闭，在电影市场整体较为冷清的情况下，纪录片的处境更加艰难。

“但是这个真没办法，对吗？除非我们能一直放映下去，等到全部的人都能回到电影院了，那可能还有机会。”《“炼”爱》总制片人陈玲珍无奈表示。去年年初，由她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黄河尕谣》院线票房同样仅为22.2万元。

纪录片的市场困境长期存在。陈玲珍的职业生涯前半程曾在大型咨询公司任职，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她表达了对纪录片创作生态和投资环境的思考。在她看来，纪录片所能产生的影响力并不直接与票房规模关联，对纪录片的投资，不应只专注于眼前的数字，还应当看到它更深远的社会效应。

记录社会现实

2006年，陈玲珍与志同道合的友人共同创办CNEX视纳华仁，在过去十多年中为中国纪录片领域贡献了诸多佳作，并扶持了许多创作者。其中，由陈玲珍担任监制或制片人的电影和纪录片达数十部，包括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音乐人生》《街舞狂潮》《大同》，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评审团大奖《少年·小赵》，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的《棒！少年》等。

从繁华商界转身，投入冷清的纪录片行业，陈玲珍觉得，二者之间存在共同点，那就是洞察人性与人心。在一个组织机构乃至更大的社会机制中，最关键的便是如何影响人。调动人心，创造同理心是影视作品的功能，纪录片则与人性和人心更为贴近，这也是她以及许多创作者在这行持续耕耘的原因。

比如《“炼”爱》呈现了一个现实，大都市单身女性寻找爱情，设法建设终身幸福的过程中，面临着周边人群带给她们的压力。影片的内核是讨论社会机制应当以怎样的态度和方法与女性互动。“不要将女性当作一个附属品、生育的工具，就不再会有那么多可悲的、压迫女性的故事存在。”陈玲珍说。

与《“炼”爱》相似，大多数纪录片创作者的初衷不是以商业为目的，而将其对社会议题的观察和思考放在首位，比如政府管理机制，人性的自私或是漫无目的消费、对弱势群体的剥削、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的呈现，进而找到修正和解决的方法。

在陈玲珍看来，纪录片还是相对小众的创作，它的受众大约仅占观影市场的20%。“大多数人还是更关注贴近自己的故事，与幸福快乐直接相关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的日子已经过得很辛苦了，还要思考和操心那么多的事情，人生不是更辛苦了吗？他们的处境本就值得更多关注和支持。”

CNEX每年都会设定一个与社会密切相关的年度主题，创作者围绕这一主题各自提案。第一年的主题是“钱”，探讨人对金钱的观念以及财富分配方式的变化。除了征集影像作品之外，还举办了装置展览，摄制组采访路人，问他们同一个问题：如果有100万元，你会怎么用？路人将这100万元的分配写在白板上，摄影师拍下他们各自答案。

“我们看见许多人自己并不是特别富裕，但当他有100万元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只拿来做自己的事情，而是选择帮助他人，或者和教育有关，或者是解决村子里的贫困问题等，然后自己可能就留下很少的钱。”陈玲珍说，正是因为第一年的鼓舞，她才有动力坚持做到今天，“因为我知道在芸芸众生中，一定有这样的人”。

资本支撑艺术

2010年，讲述香港音乐神童黄家正人生故事的纪录片《音乐人生》，通过网络预订的方式（若预约人数达到70%以上则开放场次），在香港百老汇艺术影院放映了8个月，场均上座率达到90%以上。

2020年年末上映的《棒！少年》采用了相似的策略，与大象点映这样的发行公司合作，取得了789万元票房。在陈玲珍看来，对于相对小众的电影，这种发行模式是很好的选择。但纪录片想要走得更远，让更多人看到，在更大范围内形成议题的讨论，还需要其他面向的支持。

在中国，艺术院线的概念提出多年，尚未真正落地，致使艺术电影、纪录片等与商业大片仍旧混杂在同一个池子里竞争，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陈玲珍提到，在电影艺术发展较早的欧洲有大量的艺术影院，通过少量但持久的方式，专门播放优秀的艺术电影、纪录电影，只要想看，永远能在城市的角落里找到它们；在法国，一些大型院线品牌同时拥有商业线和艺术线，它们在商业院线获得的利益，能够支撑有艺术追求和文化高度的作品。

陈玲珍谈到，除了分众发行和艺术院线等渠道建设，创作者也需要与时俱进，在创作的过程中，考虑到互联网环境等不可逆的趋势，并与之共存甚至共融。“除了自我的表达之外，是否能够用观众可以进入的方式，也许是更赏心悦目的，或者使用一些创作方法，紧扣观众的注意力，去调动大家的想象力、同理心和思考。”

此外，资本也可以拿出少部分的资金，为纪录片的创作起到关键作用。近年，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成为国际投资界的热门词汇，即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具备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指标。陈玲珍认为，一些资金的流向可以是有想法的，“所谓investing for good，它并不追求50%的回报，而是追求5%～10%的回报，至少不要血本无归”。

陈玲珍告诉第一财经，她在投资回报领域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这令她意识到，很多无形的价值远远大于有形的价值。通常，这笔资金相对于企业的整体资金规模是很小的部分，但能够达成的社会效应却是可观的。

这在过去一些纪录片案例中得到了印证，比如环保题材纪录片间接促成了法律法规的变化。眼下，陈玲珍正在筹划一项公益慈善意识推广和建立的工作，希望通过一些关注残障人士、女性意识、生态环保、老年照护等纪录片案例推介，引导一部分资金进入纪录片领域，让他们意识到纪录片所能够达成的宽广的社会效应，当他们对纪录片领域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