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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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青少年模式”成网络平台“标配”，但仍有漏洞亟待堵住。一些平台设置的限制性措施不够“硬核”，一些人因此钻制度空子恶意申请退款。与此同时，面对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退款申请”，很多中小型主播因此欠下平台的“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依靠直播“还债”。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今年5月，在一家直播平台当主播的“冀风”收到平台退款通知：因为赠送礼物的“榜一大哥”实为未成年人，“冀风”需要与平台共同承担6万元退款。

按照规定，平台代替主播返还的3万元，主播需要以“金币”的形式偿还，根据每笔收益平台提成一半的规则，“冀风”需要再创造6万元的收益才能偿还此次退款带来的“欠债”。为此，很长一段时间，“冀风”直播间都挂着“未成年人不要打赏”的提示。

“青少年模式”“未成年人身份识别”“账号实名认证”……随着近几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出台，不少短视频平台纷纷增设了可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打赏等行为的“防火墙”。不过有不少家长“吐槽”：设置页面过于隐蔽、绕开模式太容易、实名认证流于形式等。这也让一些像“冀风”这样的“欠债”主播发出疑问：“未成年人”身份难辨，平台漏洞怎么补？

不够“硬核”的限制性措施

今年以来，15岁的王佳（化名）在家上网课期间，迷恋上了某平台的游戏直播。因为该账号为其父亲实名认证，王佳累计打赏主播3000余元。父母发现以后，一纸诉状将该平台告到法院。法院最终认定王佳打赏行为无效，判决该平台全额返还。

近年来，未成年人花费巨款打赏主播、充值网络游戏的事件时常发生。据媒体报道，江苏省消保委2020年一季度受理的未成年人网游类投诉案件425件，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加460%，上海市消保委2021年受理网络游戏投诉更是多达4670件。

2020年以来，国家广电总局、国家网信办等多个部门先后发布《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等，明确规定要严格落实实名制要求，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现金充值、“礼物”购买、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并且要求开启“青少年模式”，限制未成年人观看时长、浏览内容等。

明确监管要求之下，平台均搭建了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推出“青少年模式”，或是首次登陆需要实名认证。一经启用，用户则无法观看直播或是充值打赏，甚至陌生人关注、位置功能以及私信等也被限制使用。

然而，记者发现一些平台还存在技术“不硬核”，流程“不走心”等现象。

比如，有的平台只是提醒是否切换“青少年模式”，有的平台需要用户找到设置页面自行选择模式，而且并不是所有平台都有人脸识别模式。以某游戏平台为例，只有月充值大于400元或用户出现异常充值行为时，才会被要求进行人脸识别。

“这些限制措施太容易绕开了，起不到什么作用。”山东青岛家长王先生告诉记者，很多平台单凭手机号码就能实现实名认证和用户注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获得监护人的手机号或者验证码并非难事。

“只有约束政策不行，一些平台的执行浮于表面，未成年人打赏、沉迷的现象还在发生。”王先生说。

有人钻空子恶意申请退款

一些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存漏洞，致使家长维权、主播“填坑”的事件不时上演。

青岛家长陈女士向《工人日报》记者透露，此前儿子观看某平台直播时赠送了888元的“礼物”，家长向平台提起退款申诉以后，则需要递交各种证明材料，审核等待周期“7个工作日”。

“虽然最终申诉成功，但烦琐的过程和等待的周期，与刷礼物时的便捷形成了强烈反差。”陈女士说。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各大平台均开设了未成年人退款窗口，用户需要提交未成年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医学证明、监护人身份证件、监护关系证明、消费记录等材料才能申请退款。对于申请过未成年人退款的账号，部分平台将关闭该账号消费充值功能。

“未成年人退款”合情合理，但有人钻起了制度的空子，恶意申请退款。

据媒体报道，某视频网站虚拟主播乌咪和咩栗收到网友“努力的零风”数万元“未成年人退款”的申请。原来，该网友为两位主播的忠实“粉丝”，平时观看直播凭借刷礼物向主播提出各种表演要求，也因此收获了主播送出的礼盒、皮肤等丰厚的礼物。最后“努力的零风”却在成年前一天提出退款申请，让平台主播不仅“竹篮打水”，还损失了价值数千元的礼物成本。

据某视频网站工作人员介绍，此前还曾出现过成年人冲动打赏，第二天由其侄子提出“未成年人退款”申请的事件。

利益驱使下，某电商平台甚至出现专门的店铺，提供未成年人资料代办充值、打赏退款等服务。“带动直播间氛围，享受‘榜一大哥’点播服务，套现礼物、道具……这些成为成年人恶意申请退款的主要原因。”该工作人员说。

一些主播因此欠了平台的“债”

面对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退款申请”，很多中小型主播因此成为“负债一族”。

某平台虚拟主播“桃芝夭夭”告诉记者，之前她收到一笔10万元的未成年人退款申请，由自己和平台各承担5万元，而平台代为返还的5万元现金，需要直播间以“金币”的形式偿还。

“按照规则，平台会从主播的每笔收入中抽取50%。也就是说，我必须再赚10万元才能还完欠债。”“桃芝夭夭”说，“像我这样的小型主播，可能需要两三个月甚至更久才能还完。”

主播“蓝色的心”告诉记者，签约公司对于主播的考核十分严格，为了留住粉丝、增加直播间流量，很多主播都是自掏腰包完善直播间设备，购买礼品回馈粉丝。“订制一张壁纸就要几千元，其他游戏配套的手办、礼盒也都价值不菲，平均下来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万元左右”。

“蓝色的心”说：“一旦遇到未成年人申请退款，就相当于提前向平台预支了几个月奖金，需要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依靠直播‘还债’。”

对此，山东锦海盛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冉认为，如果主播和平台之间为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应参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处理。如果双方为劳动关系，主播每月领取的是劳动报酬，对于退款部分对应的绩效提成可进行协商处理，平台不能要求主播承担过高比例的退款或要求其通过直播赚取“金币”的方式来补足退款。

“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种种事件背后的根本，是庞大经济利益的驱使。”青岛大学副教授孙更新认为，精准识别未成年人身份，技术上并没有太大障碍，眼下很多平台企业还存在应付心态，缺少为青少年营造健康安全网络环境的主观能动性，“除了加强监管和惩戒力度，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推动平台企业在‘青少年模式’上开展良性竞争也能起到正面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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