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佑至有两个身份，一是他的正职——上海大学的老师，教学生们传媒方面的知识，另一个则是城市观察者和评论人，一些媒体称他为“城市专栏作家”。2021年，夏佑至出版了第二本反映城市变迁的书《蒙尘记》，书的版式、体裁和风格都与2019年出版的《上街》有些相似，整本书像一本杂志或画册，在城市中拍摄的照片和短篇散文交替出现，形成一种侃侃而谈的氛围。

当代人体验城市的方式纷繁复杂。网络上的种种“梗”和传闻、亲友和同事的话语、自己的亲身感受，构成了丰富的层次。像一份蛋糕，一层层的面饼、奶油、坚果堆起来，顶端一枚漂亮的新鲜水果代表愿景和希望，最底下厚厚的蛋糕胚则像是每个人真正在过的日常生活。

从租住到买房，从独身、经常出差时对上海的陌生甚至眩晕感，到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在小区中的生活，再到开始思考个人体验与城市历史的关系，夏佑至在《蒙尘记》中呈现了大都市生活的酸甜苦辣和冥神静思。

《蒙尘记》

夏佑至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版

适应大都市始于与灰尘共处

《蒙尘记》主要写的是夏佑至来到上海以后的居住体验，尤其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对社区居住、交通出行和子女成长方面的见闻与思考。都市大，居不易。外来者都会以自己的方式，逐渐建立起一套在这座城市生存的经验模式。这种被动形成的生活方式，很容易成为外来者理解这座城市的基本素材，人们往往也是在这种适应、比较、改进的过程中，慢慢地融入这种城市，消除陌生感，找到有亲切感的社群。

“灰尘本来是许多有差别的事物变得无差别之后的存在形态。灰尘就是空间本身。”《蒙尘记》的书名就来自对灰尘的感觉。夏佑至的儿子是过敏体质，出生以后就经常去医院。尽管他和妻子都非常在意家居清洁，甚至连书架上的每一本书籍都被认真擦拭，但一家人对灰尘还是无可奈何，最终只能与灰尘共存。夏佑至与很多朋友聊到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些有孩子的朋友，一些人不以为然，一些人则深有同感。

在与书同名的文章《蒙尘记》中，夏佑至顺着来到上海之后先后住过的地方，来寻找灰尘的痕迹。

他租的第一间房是一栋三层别墅的二楼，一楼有小花园，穿过花园走进大门，左边是一间很大的客厅，右边是厨房，客厅和厨房中间是楼梯间，每层楼都有两间房和独立卫生间。房东住在一楼和三楼，夏佑至住在二楼朝北的小房间，朝南的大房间住一对年轻夫妻。那时他在报社工作，早出晚归，周末要么加班，要么聚会，没有多少时间在家。这种生活状态，对家的需求很简单，满足睡觉、洗澡、存放物品等最基本的需求就可以了。

搬走前那天，因为没去上班，他看到了与平常完全不同的场面。屋子里有一层薄薄的灰尘，均匀地覆盖着地板。从门口到房间正中，在灰尘中间，有一条他日积月累踩出来的路，并且有分岔，通往床和衣橱。在媒体工作的那段时间，他经常长时间出差，在上海的时间并不太多，对上海更明确的印象也是在结束那段生活状态之后才陆续形成的。从对生活轨迹的感知来看，对灰尘的适应也是他对上海逐渐适应的过程。

“日常生活中这些小的困扰，它们的存在无法消除，也无法找到原因。这种困扰一方面来自个体差异，另一方面也是经验决定的。在城市的小区里面生活，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像与邻居的关系，也是很难去拿捏尺度。小区里的老人都很爱打听，想知道你是哪里来的，赚多少钱，这种对隐私的好奇是很难对抗的，他一定有方法了解你，时间长了把你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对你才放心。”夏佑至认为，无论一个人习惯的尺度是远是近，在高密度的环境中生活久了以后，都不得不接受这种新的关系变化。这就形成了新的生活经验，把这种新经验贯彻到日常生活中，既是更适应这座城市的表现，也是一种无奈的精力消耗。

买房买的是大都市的机遇

说起第一个房东，夏佑至仍印象深刻，称他“判断力惊人”。2003~2004年间，这位快要退休的老机修工人，给不安分的儿子找了一份有编制的工作，并把他的工资牢牢管在手里，攒出了买一套房子的钱。大宁一带，当时还属于闸北区，有很多已停产、尚未拆除的工厂区，地段较差，房子的单价仅几千元一平方米。老房东前后买了几套该地段的房子，三四年后，价格飙升，这几套房子成了他们一家最主要的财产。之后老头一边带小孙女，一边把这几套房子先后出租，管理房子的设施维修等，安享晚年。

老房东当时曾力劝夏佑至竭尽所能也买一套同地段的房子。回想起这一幕，夏佑至说：“他对儿子财务能力的担心，最终导致家庭财产状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跟房东当时的关系也很有意思，他很想把这种经验传授给我，几年里也没涨过房租。”对城市变化过程中偶然性的预测，是一种无法找到理论依据的“玄学”，很多“后见之明”粗糙地描摹出了一条路线，仿佛可以教人更聪明地在大城市取得成功。

2013年，儿子出生以后，夏佑至的家庭生活真正在上海固定了下来，一家人买房定居，告别了隔几年要换租一套房子的生活。租房与住自有房产，最大的区别是人与社区的关系深度。夏佑至说：“买房以后，首先要装修吧？装修就要与楼上楼下邻居打招呼。老人也来上海帮忙照顾孩子，带他们熟悉周边的菜场、医院、车站、公园等等，我也对社区了解得更细。”从那以后，夏佑至的心态发生很大变化，除了对周边的兴趣更浓，也对上海的城市历史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开始进行挖掘。

“建立起在规模这么大的城市生活的合适心理尺度，需要一个过程。”不然，可能连找路、约人都会频频出错。而这种适应过程，从历史上看，一直是非常关键的。在查阅资料时，他发现，1949年以后，人对上海城市空间变动的感知是在不断变化的，对这些变化的历史记录也并不均匀。

视觉记忆是城市智慧的证明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建设紧锣密鼓，街道、建筑变化很快，这段时间，城市变化的记录主要是由人们的记忆承载，由于距今较近，系统性的研究记录还不足。

夏佑至在2020年12月策划了“穿城而过”多媒体展览，呈现了摄影师许海峰、周平浪的摄影作品，以及由戚雅、Daniel Holmes导演的纪录片。在展览前言中，他写道：“开发上海的经济潜力是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推出的一项国策。这个过程彻底改变了上海的城市空间和功能布局，并且塑造了上海今天高度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城市景观。”许海峰的作品呈现了淞沪铁路沿线1990年代初平民社区的日常生活场景，铁路随后被改造为上海轨道交通三号线；周平浪的作品则记录了上海地铁大规模建设之后，围绕地铁站形成的新景观。

展览结束后不久，夏佑至就写了一篇文章《公共机构应系统收藏陆元敏作品》，提出“城市应该如何保存和展示自己的记忆”这一问题。因为“城市的记忆往往是视觉性的”，在特定时期拍摄的作品，就成了城市特定发展阶段的重要证物。

他说：“对于这座城市的很多历史印记，大家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体会，觉得已经找不到了，或者基本上濒临淡忘。有这个想法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外地人，所以感觉很特别。在‘穿城而过’展览的时候，一些老人在看展出的老照片，里面有他们熟悉的场景，但是陪着来的子女却认不出。”城市发展的偶然性决定了财富增值的机会，也在变动中对人的城市记忆、人与城市的情感联系形成了很大干扰。

在《蒙尘记》中，夏佑至也用镜头和文字留下了儿子童年时期一家人居住在小区里的各种记忆。他也在不断地总结生活中体验到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继续积累着经验。书末的《乐高城市》一文，是他对上海城市逻辑的感性总结。像对抗灰尘一样，用他的话来说，“家里的用品修修补补，年头长了，会形成一种生活智慧，体现出个人的阅历和驾驭生活风险的能力。非常能干的爸爸什么都会修，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男性气质”。这种修修补补，体现到社区、城市层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楼宇修缮、城市更新，做好这些事情则依赖城市智慧、社会智慧。

从街道、小区的设施，到工作者、制度和周而复始的运转，这些要素“像乐高颗粒一样互相拼接、嵌合、扩张，推动城市不断向天空和地下延伸其规模”。高效的政府或说官僚体系的理性、意志和技术手段，维护着“乐高颗粒”的拼接组合方式和连通性。“模范乐高城市”很难复制，它可以拼接得很大，但“看不清底层构架，缺少必要的冗余”，以至于生存其中的个人很难消除焦虑和紧张感。

《蒙尘记》中的文字和照片提醒我们，无论在城市中怎样绞尽脑汁去打拼，“在视觉上、心理上都要留下线索，可以回溯探寻”，在如此高密度、高流动性的城市中，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轻松驾驭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