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这一代中国人来说，美剧《老友记》是某种青春期启蒙。《老友记》始播于1994年，今天来看，我们可能很惊讶地发现6个20来岁、多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只有两个有正经工作，其余4个大部分时候都在“灵活就业”。恰恰这两个有正经工作的，反而是这圈朋友里的“人肉靶子”，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罗斯一讲起恐龙众人便作鸟兽散，而所谓的“数据分析师”钱德勒自己都极度厌恶每天人模狗样地拎着个公文包上不知道干什么的班。1990年代，懒惰，或者说“松弛”，是当时美国年轻人的精神信仰；机会主义的“虚伪”乃是莫大罪孽。万般皆庸俗，唯有最赤裸裸的“真情实感”才是值得庆祝的英雄主义，以至于为了追求彻底的真情实感，被叫做“X一代”的美国65到80后，很多愿意把命都搭进去。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Kurt Cobain）、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电影导演哈莫尼·科林（Harmony Korine）和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演员文森特·加洛（Vincent Gallo）和克洛伊·赛维涅（Chloe Sevigny）等人，是199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从今天文化相对主义和政治正确的上下文来看，他们所代表的，以自我侮辱与自我损害为绝对目的的生存方式，把反讽与反反讽修辞全部用到极致的扭曲心理机制完全不可理喻，甚至不负责任。但一代人，在某段时间，情绪上沉浸于此，能够充分论证自身的合理性。《老友记》里的菲比便是这种无厘头文青文化的典型代表，她为了最大程度做菲比而活着，此外别无其它。任何资本主义或者消费社会的套路对她都不管用。

我过去无法明确描述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80后，如何潜意识里受了美国“X一代”文化非常直接的影响。就像中国的60后一代，从摇滚歌手到文化批评家，都受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一书影响颇深。因此，恰克·克洛斯特曼（Chuck Klosterman）2022年的新书《90年代》（The Nineties）对我帮助很大。此书仿佛“X一代”心理机制的提纲挈领。克洛斯特曼，在10~20年前，可以说是纽约城中最为炙手可热的专栏作家之一，如今当然跟时髦已毫无关系，毕竟受漫威而非摇滚乐启蒙的互联网千禧一代，最痛恨的便是模棱两可的道德态度与绝无可能拯救世界的冷幽默。克洛斯特曼出生于北达科他的大农村，他的职业生涯从摇滚乐评人开始，之后涉及到美国流行文化的各个方面。他的一系列从《克洛斯特曼1》到《克洛斯特曼10》的专栏结集，一度在纽约著名的Strand书店长期被放在显要位置。因此，他2022年出版的这本名为“90年代”的书，颇有一些缅怀文化作为一种思想集体认同，而非先天身份集体认同的怀旧与乡愁，甚至颇有一些骄傲的情怀，虽然他很清楚，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是无法看明白这本书的。

事实当然是，“X一代”被公认为美国战斗力最弱的一代人，不但没有任何“X一代”政客掌握重要权力，反而被之后天生键盘侠的“千禧一代”完全超越。这是为什么？克洛斯特曼让大家回忆一下在1992年，老布什是怎样输掉了志在必得的选举。并不是因为比尔·克林顿，一个来自美国南部毫不重要的农业省份的州长有什么特别的个人魅力。克林顿当年是被“献祭”的候选人，没人真的认为他能赢下虽然没有什么个人魅力但民调支持率相当高的老布什。他能赢得大选，完全归功于一个叫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第三方候选人。佩罗，像后来的特朗普一样，是个没有执政经验的有钱人，人也同样非常之轴。佩罗参选一开始打着反战的旗号，后来成天在电视上拿个图表给电视观众上经济学概论、教育民众国家不该欠债等，中途因为“共和党人来他女儿婚礼上捣乱”宣布退选（此事未经证实，但很容易看出佩罗有十分吸引人的被害妄想症），过了几个月，在老布什基本胜券在握的时候他竟然卷土重来。佩罗身高只有1.65米，站在老布什和克林顿两个身高超过1.8米的职业政客当中非常滑稽（矮个子当不了总统是美国民众的共识）。就是这样一个人，成了美国大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为成功的第三方参选人，拿下将近2000万张选票，高达18.91%的总得票率。

支持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佩罗最大的票仓，竟然是当年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年轻人理应偏左，为什么会对佩罗这样一个中间还偏右的教条主义者感兴趣？这种奇怪现象无疑只指向一点——所有给佩罗的票都是有意投下的弃票，“X一代人”不仅认为投弃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讽刺荒诞的两党制，讽刺“大人的无聊”，还不约而同、集体性地、非常无所谓地这么做了。佩罗并非在任何一个地方特别受欢迎，而是在全国范围都拿下了差不多份额的票数。

“X一代人”的半虚无主义是种氛围艺术，随时可以搞辩证法。你说他们“不在乎”，他们非常在乎，在乎到声嘶力竭，但你说他们在乎，则没有一个人会大方承认——他们在乎的正是自己有多不在乎，就像涅槃乐队那句著名的歌词，“我越做得好的事就做得越差”。1990年代这种诡异的文化氛围，可能要从理查德·林克莱特1991年的电影《懒惰胚》（即《都市浪人》，Slacker）讲起。林克莱特这部处女作情节松散，难以概括。一群懒洋洋的文艺青年无所事事，聊陀思妥耶夫斯基，聊生活多么无聊，聊登月是不是骗局。与1960年代流行的新浪潮电影饱满的情绪相比，林克莱特的电影跟性感没有一点关系，只有淡淡的、无法形容只能意会的感伤。

在克洛斯特曼笔下，1990年代的生活大约是这样的：你和你的朋友都喜欢看情景喜剧《宋飞正传》，在电视机上看，也就是说错过了一集要等到夏天才有重播，所以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在乎”一部电视剧，当硬核饭圈粉丝是绝不可能的，在1990年代你会被嘲讽，被揶揄，被瞧不起；你和你的朋友在类似《老友记》里的咖啡馆或者酒吧高谈阔论，因为没有网络，你要硬说乌克兰在南半球，你的朋友最多也就耸耸肩……就是这样，克洛斯特曼写道，在当年的美国，很多人认为纳尔逊·曼德拉早就死了。

“太勤劳”（trying too hard）是1990年代最不能被容忍的品质。穿名牌被看不起，但你要是去什么二手店里淘来1970年代的旧喇叭裤和旧皮夹克，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品味非常好，因为你（至少看起来）既没有花钱也没有花时间在打扮上。挣钱被认为是最无聊的事情，最糟糕的人是所谓出卖自我的人（Sell-out）。“倒不是因为出卖自我跟钱有关。出卖自我意味着你想做个受欢迎的人，而需要别人赞许只能证明你是个很糟的人。”

所以1990年代是美国年轻人最懒惰的年代。经济不好不坏，但在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以后，美国人看不到任何潜在对手。父母基本都离婚再婚，家庭关系十分疏离，去公司朝九晚五出卖自我当然也不可思议，所以大家在做什么呢？懒洋洋地组乐队，懒洋洋地写小说，懒洋洋地拍低成本电影（成本越低越好），懒洋洋地懒洋洋。1990年7月的《时代》周刊如此形容当年20来岁的人——“他们不高兴上班，不高兴结婚，不喜欢婴儿潮一代的思想观念。他们为什么怀疑一切？他们做不出任何决定，宁可去爬喜马拉雅山也不想爬职业阶梯。他们没有偶像，没有主题曲，也没有什么自己的打扮风格。他们想要娱乐至死，但神志涣散到总是不断换台。他们讨厌雅痞，讨厌嬉皮。他们不断拖延结婚的时间是因为不想离婚……”

与之相伴的当然是自我怀疑的极度痛苦。“X一代”只有在自恨一事上用尽了全力，做足了功夫，以至于到了2022年，面对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他们无法搞明白自己为何花了那么多力气自恨。克洛斯特曼谈到1999年获得很多奥斯卡提名的电影《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后来陷入性侵丑闻的凯文·斯派西（KevinSpacey）演的主人公莱斯特讨厌自己的工作，讨厌自己的妻子，讨厌自己的女儿，讨厌自己的生活，每天坐在地下室里抽大麻。当年，克洛斯特曼写道，挣扎于中年危机的莱斯特被认为是个“存在主义者”，他总是幻想和自己女儿的朋友做爱，而这被认为是“大部分男人的秘密欲望”。《美国丽人》的成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人们认为这部电影揭露了其它电影不敢揭露的人生真相。然而换到今天的文化语境中，莱斯特会被认为是个“没长大的小男孩”且“拥有白种男人的特权”，他对少女的性幻想则应该让他进监狱。甚至莱斯特因为讨厌自己的白领工作而跳槽去当快餐店服务员这类满含自我侮辱与自我损害之1990年代自恨主义“美学行为”，在今天会被看作“对底层阶级的轻蔑”。《美国丽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在2022年出现的电影。另一部同样在1999年上映，很多包括我在内的中国80后在青春期集体偷看过的电影是《美国派》。毫无疑问，它也一定不可能出现在2022年。

每代人总是在潜意识里追求20年前的审美，克洛斯特曼写道。1990年代是对1970年代后嬉皮文化的一种重写。互联网出现以前，这可能是事实，但今天的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克洛斯特曼的《90年代》读起来像一部回忆录，哪怕“X一代”里年纪最大的今天也不过50多岁，理应是竞选总统的年纪。他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的是，那些可以被称作Garage或后朋克的乐队大多已经解散，那代作家几乎不再写作，而林克莱特大部分的电影都在缅怀 1990年代。每代人的青春都被遗忘被淘汰，这不可避免。

《90年代》（The Nineties：A Book）

恰克·克洛斯特曼（Chuck Klosterman） 著

Penguin Press 2022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