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年画成为非常普及的美术品，不论偏远的乡村还是热闹的城镇，但凡有人居住的地方，都会出现具有时令特征的年画。

民间年画通常包含欢愉喜庆、驱邪避凶等体现民俗信仰的内容，还有针砭时弊、妙趣横生的新闻纪事内容。而那些士大夫的山水写真、花鸟博古等内容，别认为不曾被收录到民间木版年画之中。其实并非如此，民间木版年画最大的特征便是普及性。木版这种独特的制作技术，使士大夫奉为精神寄托的山水画得以更为普及，也反映出民间老百姓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化。

文人能够借物抒情，以表达自己对沧桑世间的各种思绪，普通老百姓也是一样。民间年画中就有这么一类文人画题材，文人的“渔樵耕读”和山村访友那种隐居山林的意境，在民间年画中得以体现。随着清代中晚期木版年画的快速发展，木版年画作坊的产品出现山水、花鸟、博古，乃至节庆人物的题材，超出年画原有吉祥如意的内容范畴。

这类颇具人文画气息的民间年画，常常取材于文人画惯以表现诗词意境的山水画、表现文人励志的人物画等。“渔樵耕读”是传统文人绘画中经常表现的题材，是官员退隐生活的象征。身在官场的士大夫喜欢这个题材，是出于对远离尘嚣的憧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而普通老百姓喜欢这个题材，一方面是对多样生活的兴趣使然，另一方面或者源于对入朝为官的渴望，因为先入世才有后出世，不知是否可以理解为理想达不到时的一种心理寄托。

民国以来，山东高密地区的半印半绘年画首屈一指，这个地区的山水条屏年画，以北派山水画为基础，以刀代笔，线条刚劲有力，手绘敷以淡彩，点缀人物衣衫与天空云彩。而山东杨家埠地区，木版套印山水年画，这个地区的山水画留存下来的不多。采用木版套色的印制方法，可以降低成本，降低销售价格，进而提高推广度。除此之外，还有晋南地区的山水条屏年画，对比山东高密地区的山水条屏，在敷色与画面布局方面都有明显差异。往往画面中表现两组以上的山水画内容，其特点与晋南地区的寺观壁画很相似。

花鸟和博古题材中的花鸟画在民间年画中比较常见，例如喜上眉梢、一鹭连科、二甲传胪等吉祥如意的内容。而博古题材的年画较为罕见，但它确为年画中的一类。博古画为文人们寄寓深远的情感，点缀书房闲情逸致的文化氛围。根据现有的藏品可知，博古题材的年画多出现在杨柳青年画和山东高密年画当中。虽说后者有仿刻、复制前者之嫌，实际上也属一种文化认同与市场的流通方式。产自这两处的博古年画，多以条屏和中堂的形式，不论是木版印制还是石印、胶印，已成为近代以来年画中的常见类型。

以四川绵竹年画中的“黑货”为代表的木刻拓本年画，实则是文人拓本向民间年画转变的重要类型。

明清时期，北京、苏州地区都曾流行过拓本年画，且盛极一时。其中采用的绘画手法，已超出一般民间年画表现的艺术水准。拓本年画是民间年画中较独特的类型，它是依照传统的碑拓作品，通过雕版拓印而成。不论是墨拓还是朱拓，都散发着浓重的人文气息，并通过木刻雕版传拓的方式，在民间推广开来。

拓本为书法界拓印碑帖和为考古届拓印文物，是一种图文的复制技术。与石刻拓本悠久的历史相比，木刻拓本略显年轻，但更突显“拓本”本身由“技术工具”转向“独立艺术”品类的特点。木刻拓本从产生之初就带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即实用性与观赏性双重特征。

通过现有的研究、文献记载、传世藏品可知，明清两代是传统木刻拓本年画在民间推广流传的主要时期。特别是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的再度繁荣，推动了市井生活对木刻拓本的需求，以满足民间精神生活“附庸”士大夫的风雅时尚。清中期以来的木版拓本年画，更加具有年画属性。木刻拓本年画充实民间年画品类，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崇古风尚，它们融入习俗生活之中，兼有装饰功能。

有的朋友会产生疑问，这类文人画气息鲜明的产品，看上去不像年画呀。实际上，年画并非是严格定义的一类绘画形式，能够受到民间年画作坊的重视，适应市场的需求，并且可装点人们的生活环境，那么它就是年画。它和门神、灶神、财神像一样起到精神寄托的作用。

（作者系城乡规划学博士，高级工程师，民间美术收藏者与研究者；图片为作者收藏，禁止商业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