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七日谈 | 温彬:“降三率” 稳增长

2021年我国GDP增长8.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四个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18.3%、7.9%、4.9%和4%,呈现逐季回落走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外部看,奥密克戎变异株正在全球肆虐,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溢出效应开始显现;从内部看,总需求不足特征日益显现,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各机构对我国今年GDP增速预期分歧较大。世界银行在今年1月11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是5.1%,较去年6月的预测下调了0.3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月25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8%,较前次预测下调了0.8个百分点。国内研究机构的预测值主要集中在5%-6%之间。近期,各省区已经陆续公布了202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超过7%的省区有2个,7%的有7个,6.5%的有7个,6%的有5个,5.5%的有8个,5%的有1个。由此可以推断,全国经济增速应在5.5%以上。

把5.5%作为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底线目标,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一方面,稳增长主要是保就业。今年就业压力更加突出,仅高校毕业生就达到1076万人,较2021年多增167万人,灵活就业人员高达2亿人,稳就业的压力在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稳增长是防风险的需要。2021年我国宏观杠杆率下降了7.7个百分点,但是部分行业和企业仍面临信用违约风险,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有助于化解潜在风险。

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在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过程中,新经济的拉动效应还相对有限,需要传统经济托底。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净出口的贡献率为20.9%,拉动增长1.7个百分点;消费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贡献率为65.4%,拉动增长5.3个百分点;投资明显回落,贡献率仅有13.7%,拉动增长1.1个百分点。预计2022年外需增长会显著放缓。一是去年我国出口基数较高;二是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逐渐退出,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外需回落;三是随着疫情冲击减弱,国际供应链逐步恢复,部分订单需求转移。在此背景下,稳增长就必须通过稳定和扩大内需实现。

人民银行表示要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连续两次全面降准,优化银行资金结构,LPR两次累计下调15个基点,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和2000亿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创设碳减排支持工具。总量和结构政策工具协调发力,对于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笔者认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主要是总需求不足。因此,在用好结构性政策的同时,仍需总量政策发力,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尽快扭转预期、提振信心。目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进程更加清晰,预计在3月结束购债后将启动加息,全年加息预期已由3次提高到4次,并将适时启动缩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已经在国际金融市场显现,一些主要经济体已经提前加息应对本国通货膨胀和资本外流压力。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我国影响有限,我们要抓住美联储政策实质性收缩前的窗口,使用好总量政策工具,继续采取降准、降息、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等方式,进一步提振总需求,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首先是适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4%,仍有一定的下调空间和必要。外汇占款作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的作用已经下降,可以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释放长期流动性,有利于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随着财政政策前置发力,降准释放的长期资金也有助于金融机构配置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降低财政融资成本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其次是下调政策利率。降低逆回购、MLF等政策利率,不仅会降低金融机构从央行获取资金的成本,从而引导LPR下降,而且政策利率中枢下调,有助于引导广谱利率水平下降,鼓励投资和消费。

再次是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近期美债收益率快速走高,中美利差不足100个基点,但人民币汇率仍然相对坚挺。鉴于今年出口形势并不乐观,适度贬值有助于提升出口竞争力,更好地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实体经济发展。

针对当前预期转弱、总需求不足,还需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发力。财政政策在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同时,发挥好地方政府专项债的作用,重点支持“两新一重”项目建设,对有效益、有前景的项目可以下调自有资本金比例,撬动银行配套资金,既解决了银行信贷投放中的“资产荒”难题,又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和基建的乘数效应。

总之,与结构性问题相比,预期转弱和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并前置发力,确保今年一季度乃至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