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金融危机后美国推出一系列政策鼓励制造业回归开始，美国企业将在中国的生产撤回本国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有意思的是，根据美国著名的制造业咨询公司科尔尼数据，美国回流指数自2011年以来基本处于下行趋势，直到2019年才反转为正。这是因为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美国大幅度减少从中国进口。但是由于疫情，美国2020年回流指数再次反转下行，离岸生产又扩大了。疫情之后，美国制造业会继续回流吗？还是加大在中国生产或向其他国家分流？

制造业离岸生产的根本动力是生产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将全部或部分产业链外包给低成本国家，或在低成本国家离岸生产。所以国家间的生产成本差异及其变化是导致离岸外包和生产的根本因素。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其成为离岸生产的理想地。但在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离岸生产向外转移势在必然。两个关键因素影响这种基于成本的区位转移流向。

第一个因素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正在从两方面改变劳动力成本对生产的重要性。首先，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应用，生产自动化和流程再造等技术进步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趋于下降，削弱了离岸生产的动力，吸引那些消费市场在美国、对交付时间和质量要求高的产品生产回流到美国，或者邻近美国的地区。而那些消费市场在全球或区域、较为标准化的产业生产会流向区域内低成本国家，比如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其次，技术进步使得产品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越来越高，全球生产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因而改变了劳动力的需求结构。这就造成分流进程的差异，知识密集度低的离岸生产先行转移，知识密集度高的离岸生产转移会滞后。当前，前一种影响，即技术进步推进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进展较慢，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本替代劳动，劳动力成本差异依然是决定离岸生产区位的核心因素。所以生产不会大规模撤回美国。但熟练劳动需求不断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熟练劳动力规模作为结构性劳动力优势，在较长时期内将是吸引离岸生产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特征。国家战略调整正在改变美国、中国和更低成本国家的生产环境。美国再工业化战略下的补贴、税收、采购等一系列吸引制造企业回流措施，确实补偿了一部分国内生产成本，但是这种补偿幅度小、期效短，且受美国熟练劳动力规模的限制，制造业回流难成规模。回流企业可能将总部或组装环节搬回美国以获取政策红利，而保留在中国的供应链或转移到更低成本国家。这就是媒体报道的回流企业多，而数据上却看不到国内生产上升的原因所在。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向效率驱动和内需拉动转型，旧模式下的过剩产能不断缩减和转移，消费市场不断扩张、细化、多样化、高质化，在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国际企业的离岸生产形成了巨大吸引力。就生产条件而言，中国劳动力成本攀升固然降低了生产成本优势，但成规模的熟练劳动力和完整的产业链又构成了技能和产能优势。中国供求条件变化可能推进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外转移，同时又不断聚合高附加值、规模经济以及面向消费市场的离岸生产。

在中国作为低成本中心优势下降的同时，一批新兴成本中心不断崛起。在北美，2018年，美墨加签署新贸易协定，墨西哥与美加的生产融合更为紧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区域性离岸生产中心。在东南亚，越南等加快对外开放，以显著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了大量自中国转移的生产，包括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的生产。随着今年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自中国向东南亚的转移会加速。

综合技术进步和国家环境的影响，美国制造业在中国的生产只有少量、部分生产线回流本国，而大部分保留在中国或向更低成本国家转移。回流本国的通常是供应美国市场、交货期要求和产品质量要求高的产品。保留或转移主要是在生产成本与供应链、消费地之间进行权衡。生产成本敏感的离岸生产转移比较快，根据消费地不同分流到墨西哥、拉美或东南亚，生产成本敏感度低的可能保留在中国或分阶段逐步分流。

但上述趋势正在遭受两个巨大外部冲击。首先是中美地缘政治。中美贸易摩擦不单提高了两国关税壁垒，加大了离岸生产的贸易成本，其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和投资审查，限制了中国在技术融合型全球生产链中的参与度。这不仅对中美企业，还对所有参与中国离岸生产的供应链构成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区位战略调整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离岸生产向外分流的进程已因此加快。

另一个冲击是新冠疫情。全球疫情蔓延造成的封锁、停产和供应链断裂造成美国重又增加从中国的进口，加大了离岸生产的订单。但是疫情对离岸生产的冲击不限于这样直接的、短期的影响，还带来了一个新的区位决策维度，那就是供应链的韧性。跨国公司需要多元化的供应链系统来确保离岸生产不至于因某一供应环节意外断裂而受损或中断。离岸生产格局是中国+分流，还是向多地分流，又或者是回流+分流，可能因技术进步程度、行业特征、经济形势、国家政策、区域协定等诸多因素而调整，离岸生产的区位决策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