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1912，是辛亥革命的年份，转眼110年过去了。跟颇有些即兴曲式的、由一连串意外“凑成”的革命本身相比，革命前那20来年（1890~1912）更值得关注，毕竟搞近代史的都想弄清楚，为什么清王朝在“同光中兴”30年和北洋水师大跃进（当时在世界上的排位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各种说法，其中以第六、第四两说为多）之后，却遽然在这20年时间里一溃千里。

有一种声音，认为辛亥革命是清廷立宪改革失败的后果，这个观点多少有点似是而非。

改革失败并不必然很快带来革命，它可以很干脆地被扼杀，然后是政权长时间的苟延残喘。这个过程有可能持续几十上百年。比如张居正的改革，现在一般取肯定态度，但张的改革路径是通过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来抵御地方势力扩张造成的政令不行与制度失效。然而这样的改革注定是短暂的，一旦铁腕人物因各种原因失去权柄，改革措施极可能被全盘颠覆。张居正死后，明朝即刻走回老路，苟延残喘数十年，直至灭亡。所以判断晚清改革成败之标准，并不在于立宪与否，而在于中央与地方就集权与分权进行博弈时双方能否充分妥协（从“拳乱”中南方各省督抚的“东南互保”，显见晚清地方势力早已尾大不掉，拥有了充分的议价能力）。辛亥革命的一大导火索，便是立宪准备过程中满洲少年亲贵篡夺大权，所谓“皇族内阁”令地方士绅阶层极度失望。立宪之成败只是表象，地方士绅对清廷收权之不满，才是他们最终倒向革命的关键。

很多人习惯于大而化之地说，王朝末年天下大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血腥争夺几十年，终致改朝换代——这种简易版王朝循环说，似乎就是一般人的中国历史观。但如果仔细分析，每一个王朝末年碰到的情况都是极不同的，虽然其表象一定是皇权的控制力极度衰落。

比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东汉末年与晚清。首先要对士族与宗族这两个概念作个大致的区分。简单来说，士族源于先秦贵族社会的遗风，尽管秦始皇废封建，汉初又推行移徙大族的政策，但贵族门第并未真正消亡，而是改头换面延续下来。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因成为国家官僚体制的一员，其身份、权势等都相对固定下来，与强宗大族（他们看到士极受重视因而大力鼓励子弟读书）结合，便成为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士族”。这种贵族化的士家大族，虽然会出不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俊杰，但总体上当然更倾向于自利的“家”。自西汉末年起动辄令百姓衔恨、王朝动荡却始终难以触动的土地兼并，即根源于士族的自利行为（试图将其一锅端的中央集权式改革家王莽，只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到了东汉末年，大批地方豪族已经“土豪劣绅化”，彻底成为“反社会”的利益集团，围绕他们建立起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以至大量豢养“家兵”，豪强地主庄园对土地的兼并、侵吞越发肆无忌惮，狂飙一般令中原赤地千里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也就不可避免了。

晋以后，北朝为胡姓统治，原先的士族要么被消灭，要么南渡，并且在流徙过程中以及之后，耗尽了他们的能量；等到宋代重新出现宗族，其意义已经根本改变，纯正的血统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而是因科举功名而可以不断诞生新的宗族（虽然在修家谱时免不了要去攀附子虚乌有的同姓高贵祖先），并且宗族也不再以高门大院为限，其势力范围拓展为有亲缘关系的各个阶级、阶层共同体，也就成为最基层的地方社会原型。尤其随着明清皇权专制的登峰造极，士大夫与帝王的博弈能力明显下降，不得已，一部分政治能量转向，试图通过对地方基层的影响，来辗转地延续儒家的社会理想。相对东汉豪族以家族利益为核心诉求而言，晚清宗族的社会性显然更高。

也正因此，即便太平天国（以及同时期席卷几乎整个帝国的各种暴乱）如此风卷残云般的巨大动荡，再加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帝都的沉重打击，清王朝居然能挺过来，并且在平定太平军和捻军后迅速进入维持近30年的“同光中兴”局面，地方基层稳定的士绅宗族社会结构功不可没，其抗击打能力和复苏、再生能力之强令人咋舌。因此辛亥才是一场低烈度的政治革命，而非深度动员的社会革命，它依然基本维持了士绅宗族社会结构的稳定——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正是鲁迅在《阿Q正传》里所尖锐讽刺的“不彻底性”。

《东汉的豪族》

杨联陞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12月版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和宗族》

科大卫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