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这个理念，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在身处创新一线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中间。原因很简单，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破旧和创新，以此走向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拥抱全球化，无论是制度还是理念，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都在破旧和创新之中实现了蜕变，成就了奇迹。

正是因为奇迹的发生，才让国人更加理解创新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持续创新的必要性，尤其是当中国实力和体量大到无法避免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摩擦和竞争之后，尤其是在中国诞生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型的巨无霸，但是在制造业领域突然发现因为大量核心技术缺失，导致“卡脖子”问题日趋严重，所以，举国上下对于创新，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呈现出巨大的紧迫感和热情。

有一组数字很说明问题：2020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15年的1.42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2.4万亿元左右，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比2015年增长近一倍，超过1500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居到2020年的第14位，建设创新型国家取得了关键性成就。

资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基础保障，也是一项显性指标，可以从中看到国家和全社会对科研的重视程度，但是除了资金之外，也需要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前提条件，就像1962年由伊诺思（J. L. Enos）在其《石油加工业中的发明与创新》一文中首次直接明确地对技术创新所下的定义：“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这些行为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定计划、招用工人和开辟市场等”。

如何去做好这些要素的组织，一直是世界发达经济体在持续探索的重大命题，特别是在发端于上世纪中叶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一批全球闻名的科技创新园区涌现，以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带、筑波科学城、慕尼黑科学园、苏格兰高科技区等为代表，为科创要素的高效集聚和融合提供了经典模板。

归纳他们的成功经验，无外乎人才、区位优势、机制，以及鼓励好奇心、鼓励创新、鼓励自由思考的文化大环境，但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有些区域只是具备了上述一两个方面的资源禀赋，就做得风生水起，有些区域拥有更好的条件，却不见得能发展起来。什么才是科创的“源动力”？ “源动力”和创新成功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我们联合微众银行，邀请业内专家，连日来走访了深圳、武汉和苏州这三座以创新著称的中国城市，试图从这些城市的创新实践中，找到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和面向未来的思考。

苏州，是一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以悠久的传统文化闻名遐迩，但是近年来却成为中国新一线城市中拥有高新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在许多细分产业门类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例如纳米技术、生物医药、电子科技等领域，都在全国城市中排名前茅。在和当地企业家的交流中，一个非常普遍的共识是：苏州是一个创新资源相对贫瘠的地区，百姓生活安逸，除了有着比较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在高校、科研机构、事关人才吸引力的医疗和教育服务、国家扶持政策、创新文化等方面都没什么优势可言。最典型的是生物医药产业，在2005年左右开始布局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有几个很重要的基础，第一要有人才，要有医药方面一流的大专院校；第二要有足够多的医院，因为需要做足够多的临床试验；第三要有大的药厂。但是这三项基础苏州都没有，最后是通过地方政府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和坚持长期主义的发展路径，持续投入，十年磨一剑，终成正果。

而且我们发现，苏州在产业选择上并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强调聚焦，挑选少数几个具备爆发力、高成长空间和上下游强带动性的朝阳产业，比如属于新材料领域的纳米技术，也是早早布局，因为苏州相对齐全的工业门类，因此存在巨大的科研成果转化场景，并形成产业生态，最终成为苏州科技创新产业中与生物医药并重的一大门类。

所以，“源动力”可以与生俱来，也可以无中生有，这是“苏州经验”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几天前正好一位生物医药企业创始人和我说起邻省前来招商，我问他“苏州经验”能不能复制？他说可以复制，但是很难，需要巨大的决心和耐心，需要地方政府的坚定意志，但也离不开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决心之下，是如何坚守有为和无为的边界。

当然，除去“无中生有”，对既有“源动力”的深度挖掘和有机融合，也是那些一流创新城市共有的经验，以我们这次走访的深圳和武汉为例，深圳缺乏一流的高校，武汉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不足，但是深圳依托珠三角强大的产业基础、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精神和创新机制，武汉充分发挥一流高校聚集的优势，以人才为根基，发力科技成果转化，都实现了对优势创新要素的有机融合，成为中国创新城市的典范。

在走访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来自一线企业家的呼声，除了一致呼吁加大基础研究之外，都提出在应用研究领域，怎么缩短科研机构和企业需求之间的距离？尤其是科创型中小企业，有着灵敏的市场嗅觉和快速反应机制，但是不可能有太庞大的研发团队，因此更多需要借助科研机构的力量，通过创新机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更快速和积极响应企业的需求，既有利于企业发展，也有利于科技成果加快转化成生产力。

苏州工业园区一位高科技企业创始人说到了近年来遭遇的最大挑战，他说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在大部分所谓的高科技设备行业，国内同行主要是购买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做集成，毛利率不高，同时投入的研发成本也不大，最后同行之间就是拼价格和服务，但是2018年之后，科技企业普遍转型，自主研发成为趋势，在他看来，是进入了“新一轮的创新周期”。这家公司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已经可以达到或者超过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企业毕竟规模不到百人，年营收2到3个亿，要持续保持对最先进技术的跟踪和研发，不仅需要自有技术团队在细分领域的研发锐度，也需要借助外部科研机构保持一定的研发宽度，有利于快速跟进市场的需求，所以急需和科研机构建立更高效的协同响应机制。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著名的“创新双螺旋”，就是在技术创新中，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构成的 “双螺旋结构”，技术进步为应用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而应用创新往往很快就会触达到技术的极限，进而倒逼技术的进一步提升。在这种反复的循环中，当技术和应用的碰撞越是激烈，就越可能创造出迭代式和颠覆式的技术革命，并进而形成行业发展的新热点。而当下企业家们极其关心的，也是当下科创领域“源动力”亟待弥补的短板，恰恰就是进入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新一轮创新周期后，如何缩短这种碰撞的距离，增加这种碰撞的频次，提高这种碰撞的烈度，否则不足以支撑中国科技企业全面的迭代升级。

这里所触及的挑战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单向度的科技成果产业化难题，所谓的“产学研联动”必须是双向的，正如一些专家的建议，我们的科研机构在应用研究领域应该更强调问题导向和实用导向，而不是论文发表导向，要针对关键领域、核心领域，提倡从你在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向你该做什么转变。目前的政策环境已经非常有利于科研人员把所拥有的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但是如何更好地响应企业和市场需求，显然需要更有效的机制，这种机制在诸多创新要素中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只是创新要素的“粘结剂”，更应该是创新要素之间的“催化剂”。

就像在采访中一位专家所言，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金融链如何相匹配？首先还是体制机制问题，如何从体制机制方面来保证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相互之间协调、匹配、互动。体制机制也应该是差异化的，适应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类型的体制机制来实现这种匹配，而不变的，则应该是更多的耐心，更宽容的环境，更能够承担风险的资金和更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清.赵翼《论诗》），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没有止境，我们看到了中国式创新的丰硕成果，也期待寻找到更多的“源动力”，并且真正地用好这些“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