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达成的提高美国债务上限的临时协议并不会让问题消失。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两党就联邦债务上限问题展开对峙。虽然有些人将之归咎于制定规则时考虑不周，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如今的政客几乎没有任何妥协的动力。选区划分不公、传统和社交媒体意识形态陷入孤立（上述状况被机器人、算法和经济动机进一步放大）只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加剧动荡局势。这或许意味着更频繁的政府关门或对央行独立性进行更多限制。2024年的美国大选，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非常有望成为重返白宫的人选，谁知道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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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谣言是，达到债务上限将立即迫使美国陷入债务违约。政府所收取的税款足以支付债务利息，而且，债务上限也不会阻碍对到期债务进行展期。

当然，因为在不发新债的情况下无法继续扩大支出，政府超出收入的部分支出也可能会受到限制。美国财政部也因此将被迫做出艰难的选择。因为没有人希望碰触社保和医保，于是，有必要推迟或缩减其他支付项目，也可能因此引发政府部分关门的结局（发生这种情况也已不是第一次）。

没有任何状况能够迫使美国财政部停止偿还现有债务并由此将全球金融体系推入混乱。只有僵局持续时间过长（长达数月?）进而导致政治压力大爆发，这样的情况才有可能发生。

债务缠身的新兴市场往往会发生此类状况，在新兴市场，通常早在支付能力真正成为制约因素之前，就已经爆发了彻底的债务违约。当然不同于通常以外币计价债务且国家征税能力严重受限的新兴市场，尽管支出过多过快可能会引发通胀，但美国却可以通过挥舞魔杖来发行更多债务。

某些绕过债务上限的理念是极为危险的权力争夺，由此造成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例如，援引可能会被最高法院推翻的第十四修正案。同时，早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国会共和党人就可能拒绝通过维系政府运营的基本支出法案。铸造一枚面值万亿美元的硬币并为绕过国会而将其存入美联储，会导致央行陷入不堪一击的境地。

争议问题的核心从来就并非债务而是权力。如果共和党人在2024年大获全胜并最终控制众议院、参议院并当选总统，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将希望通过一项导致债务曲线更为陡峭的大规模减税法案。而如果民主党人在夺回众议院的同时保住总统和参议院，毫无疑问，他们将希望利用债务融资来拓展政府的影响力。

保守派人士认为减税所造成的赤字并不重要，因为减税会刺激工作和创业，进而产生足够的增长用于偿债所需。左倾经济学家则认为，即便没有此类激励效应，增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极有可能超过所需支付的利息，因此，债务负担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忧虑。

双方都天真地认为，只要以正确的方式加以利用，债务就会永远免费。（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曾大幅下降，并在随后十年中一直保持低位，之后，在疫情期间再次呈大幅下降之势。但现在，衡量十年期通胀指数政府债券等实际利率的前瞻性指标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在疫情期间的低位。此外，世界也变得更加动荡，许多西方国家极有可能需要增加国防开支，进而为预算带来进一步压力。

直言不讳的民主党评论员认为，共和党要对最近的僵局承担100%的责任。而这恰恰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拜登总统以中间派的身份参选，而后，用两年时间以微弱立法多数通过了影响几代人的政策改革，而上述改革有望影响美国很多年。共和党人希望重新审议上述某些改革措施。

民主党人就共和党人企图阻止政府借款来覆盖国会已经批准的开支提出了异议。这纯属胡言乱语，政府一直可以对长期支出计划进行修改。但有效的政府应当能够找到达成长期支出协议的方法，而无需频繁地借助重新评估来达到目的。

刚刚在最后一刻达成的提高美国债务上限协议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恰恰相反，随着美国将在明年迎来拜登和特朗普的再次竞选——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成为这场竞赛的胜利者——任何休战都可能仅仅是权宜之计。

（作者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