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去年此时，我是怎么从最淡定的人逐渐进入不安态，并且眼看着其他理应十分不安的人一点点复归淡定，或者说麻木的。唯一确定的事情是一切都不确定，而人文知识分子再努力，做得再多，也不过是像那些被普遍漠视的健康专家一样，一再地警告说：“一个焦虑症时代已经降临”“世界上的抑郁症指数达到新高”。在19世纪，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名字，是和忧惧直接有关的——他写的那本书，有时翻译成《忧惧的概念》，有时翻译成《忧郁的概念》或《焦虑的概念》。他用一个笔名写成，在1844年出版，毫无疑问，他是体验过书名里的那个词的，他的每一本书的主题都来自他入心的体验，除了《忧惧的概念》，还有《恐惧与颤栗》，有《重复》，有《致死的疾病》。

(资料图片)

丹麦人尤金姆·加尔夫的《克尔凯郭尔传》，是这两年一直在念的一本书。虽说丹麦的文学/文化人物，说得上“世界级”的也就克尔凯郭尔、安徒生和勃兰兑斯这三位，虽说加尔夫明言，克尔凯郭尔42年的人生非常平淡，没有几件事可讲，虽说这本书所述及的19世纪人物也大多不知名，显示出克尔凯郭尔活跃的圈子乃至整个丹麦文化圈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但也正因此，克尔凯郭尔的力量才带上了更大的奇迹属性，他的存在，是一个绝对的例外，而非必然。

《克尔凯郭尔传》

[丹麦]尤金姆·加尔夫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19年12月版

恋爱与退婚

克尔凯郭尔有理由感到“忧惧”。在传记中，他是一个始终没有真正放松过的人。他26岁的时候，父亲就80岁了，他有一个哥哥，其他五个兄弟姐妹全部因为事故、疾病或分娩并发症的摧折而死在了父亲前面，可想而知，这个生育众多的家庭也是弥散着死亡气息的。在生命后期，克尔凯郭尔的祷告词都是这样的：“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的童年不快乐，我的青年充满了折磨……”

他按说不必如此，因为父亲84岁死后，留给他们兄弟俩的财产，加上房屋拍卖所得，足以让克尔凯郭尔不用工作就能活得舒舒服服，他喜欢美食，鹅肉、鸭肉、鱼肉，每天都喝两次肉汤，啤酒、咖啡则一直不断；而且他也无需为父亲的辞世伤心，他曾跟朋友说，父亲的离去让他觉得“现在不需要再听老爷子唠叨了”。

但是好景不长。从1839年2月2日起，克尔凯郭尔在日记里不断提到一位女子，他赞美她的美，用他自己的方式玩味她的姓名：她的姓太水了——奥尔森，在哥本哈根，往窗外扔一块砖头就可能砸到一个姓奥尔森的人，但是名字，“谢天谢地，是非常诗意的雷吉娜”：“我在每个姑娘的脸上都看到你美的踪迹，可是我相信，一切姑娘的美都来自你……你走在前，你是我的想望，你是否升华到另一个世界在向我招手？”加尔夫评价说，克尔凯郭尔的这番甜蜜呼喊既有一种“屏息凝神的欢乐”，又有“告别的忧伤”，他认为，克尔凯郭尔不仅用写作向雷吉娜致以最高的爱意，更把雷吉娜变成了他伟大的写作和思想艺术的一份临时的材料。

克尔凯郭尔后来的求婚，雷吉娜自己也有相关回忆，而加尔夫的传记里着重分析的是克尔凯郭尔在1840~1841年间给雷吉娜写去的32封信。很显然，克尔凯郭尔对书写有着完全的沉浸，写信并不是单纯的联络和示爱的手段，而是目的。一般人会笼统地将克尔凯郭尔信中的文字称为“很浪漫”，但在一个充满好奇和感受力的人看来，他的文字与一般的文艺痴情汉太不一样了，比如1840年10月7日信中这一段话：

“夏末的黄昏——小小的窗户开着；月亮膨胀；它要超过自己的光芒，以掩盖它在海面上的反光，其超过了月光本身的辉煌几乎可以听到。它愤怒的闪光隐在云层里，大海在颤抖——你坐在沙发上，被飘荡的思绪环绕，目光也漂移不定，只有当它们在浩渺的天空中抵达无限，就无限的思绪才渐消……”

凝望夜空已久，夜空也会回以凝望——生活在波罗的海另一端的柯尼斯堡的伊曼纽尔·康德是如此，比康德小90岁的克尔凯郭尔也如此。克尔凯郭尔思想中的恋人和恋情关系是“空灵”的，和日常生活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他几乎是在对雷吉娜做“精神净化”——甚至可以说是“精神气化”。雷吉娜当时19岁，需要为未婚夫守身而深居简出，克尔凯郭尔的书信理应让她安静地、有仪式感地处在婚前的孤独中，可是到了1841年8月，他却寄去了一朵枯玫瑰，外带一封讲述玫瑰如何“在我手中萎谢”的信。随后，他退还了订婚戒指，又写去了诀别信。后来的事情就很正常了：雷吉娜的父亲向克尔凯郭尔问罪，克尔凯郭尔的哥哥也大发雷霆，他明白弟弟的抑郁，可是无法接受这种不折不扣的丑闻发生在自己家里。

克尔凯郭尔后来也在著作中反复提到他退婚的决定，那当然是他的忧惧的直接证明。在评论他的同时代丹麦人安徒生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位童话大家对自己的书写：“就如风景画家有时爱做的那样，作家将自己绘入他的场景。”但是，要是仅仅以自传的方式，用一个个“我如何如何”来谈论和分析忧惧，克尔凯郭尔远不能成为真正的哲人。克尔凯郭尔围绕着自身的忧惧，思考出了一般意义的人类生活，特别是基督教的文化语境里，面对上帝的生活。让-保罗·萨特——他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最主要的阐扬者之一，而且是把存在主义溯往克尔凯郭尔的关键人物——说得真切：读克尔凯郭尔是一个“向自己回爬”的经历，“我想抓住他，而我抓住的是自己”。

“土包子城”哥本哈根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了解忧惧是最有必要的事情。自从史诗年代，忧惧就缠绕着人类——一如《吉尔伽美什》中，诸神被人类搅了睡梦后，让人类始终处在被毁灭的威胁之下。“杞人忧天”不是什么笑话，因为《旧约》明明白白地说过，人类早已被上帝用40天大洪水毁灭了一次，如今活在世上的，都是义人挪亚的子孙；只要曾发生过的，就必然会再度发生，神是大能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追溯得更远一些，人类都是犯罪受罚的亚当夏娃的子孙——女人生育、男人劳作就是受罚的结果。罪是遗传下来的，你活着，就继承了罪，你的生命都要负罪而行，谨小慎微。

如果说关于罪的故事可以被视为虚构，视为一种有意的意识形态灌输，那么《新约》则指出了更根本的忧惧的来源，那就是死亡：“被死亡的恐惧所奴役”是凡人的命运。克尔凯郭尔说，我们去积累物质产品，去争夺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为的就是获得更大的安全感来抵御灵魂层面的不安全感。可是这是徒劳的，抓到手中的东西迟早会失掉，在失掉的时候，焦虑将更甚没有它们的时候，这就很像冲澡的体验：刚站入浴池的时候，人的身体还有很大的热量，而冲完热水澡后关掉水龙头的瞬间，人会感到体热迅速下降而打冷战。

在没有办法克服忧惧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忧惧的来源。在没有办法低估目前的危机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用不夸大、不自欺的态度去了解历史上的危机，及其引起的一个个忧惧时代，要明白忧惧是生而为人的必然。就看克尔凯郭尔所在的丹麦吧，丹麦人尤其是哥本哈根人的心理状况，从生存环境、幸福感、预期寿命、行动的自由度还有经济状况和风俗等角度，就能揣想个八九不离十。

据加尔夫所说，1840~1844年，哥本哈根人的平均寿命是男性34岁，女性38岁。克尔凯郭尔对哥本哈根的环境深恶痛绝，他住的那条街名字叫“玫瑰堡”，可他整天闻到的最浓烈的气味，来自一个皮匠在房子夹缝里晾晒的新剥的兽皮，甜腻腻酸唧唧。正如同时代的狄更斯在《艰难时世》等作品中描写的“雾都”伦敦，哥本哈根也苦于严重的工业污染，“敞开的阳沟里流淌着皮革厂产出的黏糊糊的废水”，而玫瑰堡街正是皮革厂最集中的地方。

卫生学，在19世纪的欧洲还是一门不存在的学问，人们的卫生常识基本为零。哥本哈根在资本主义扩张年代涌入了比以前多6倍的人口，房屋拥挤，而相应的公共设施建设远远落在了后边。一位神学教授在报纸上谴责人们的“不知羞耻”，即说他们当街大小便。可是没有办法，旱厕根本不够使用，何况这么多的居民，每天掏清一次的旱厕，在白天就是“都市气息”的主要贡献者。

污水横流，破坏了地下水的水质，影响到人们日常饮用水的健康。管道工力不从心，最好的水是从城外的一个湖中引来的，但引水管的质量堪忧，水走到半路喷出死鱼和水蛭，都是常见的现象。城中还有大量的牲畜，人畜混居导致疫病流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洗澡很难，有条件的人在家中买浴缸，但提水上楼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看到商机的人则设法拿到许可证，开专用的澡堂赚钱。

克尔凯郭尔是城里的有钱人，就连他都无法忍受环境的恶劣，更不用说广大的平民。加尔夫记载，克尔凯郭尔家对面就是一个收容所——“破衣烂衫堡”——正式登记在册的穷人住户有63人。此外，城里还有许多这类收容所，其名字各异，但无不令人嫌恶：“地狱”“水坑”“雷雨云”“被下了咒诅的打炮房”“虱子俱乐部”“厕所”“虫害为患的小屋”“杂物间”“奴隶码头”“清道夫之屋”……克尔凯郭尔是个热心的赈济者，不过鉴于他思考和写作的主题，人们不会像谈论比如契诃夫那样，谈论克尔凯郭尔的美德。他忍受，他神游，他关心神学问题和论辩，而不会主动介入政治—社会事务。

“破衣烂衫堡”在1850年3月底着了一场大火，使得全国都知道了它的名字。就在着火一个月之后，克尔凯郭尔搬家离开了。玫瑰堡的这座房子是他出高价租的，有5间房，而在之前和之后，他的住房环境也都是舒适的。对居住和建筑的感受，被他写入了《忧惧的概念》之中，成为他的持续的哲学思考的一个对象，例如他说，每个人都是“灵与肉”的综合，并天然有着精神禀赋，这就如同一座二层楼带地窖的建筑，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可悲可笑的，他们情愿住在地下室里，也就是说住在感官的领域里，不仅如此，一旦有人告诉说：你楼上的房间都空着呢，怎么不去住？他们还会光火。

克尔凯郭尔把哥本哈根称为“土包子城”，遍布着庸人市侩。他这样描写丹麦：它曾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在19世纪已无足轻重，它“很小很狭隘，所有人都认识彼此，最高的神灵就是对人的恐惧，遭到众人的讽刺（无论是否公正）是最可怕的……生活在一个浮浅的小国是多可厌烦的事情，它唯一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逆境让他丰产，写作为他续命

他的作品实际上是很好卖的，1841年的《论反讽概念》，尤其是1843年出版的《勾引者手记》，都获得了市场成功。但是在1845年，他和在北欧发行数千份的讽刺杂志《海盗船》起了一场冲突，这份标榜机智讽刺的杂志，完全撕破脸皮一般地攻击克尔凯郭尔，根据他瘦长的身材、带有病容的面孔，将他描绘成一个形象古怪可笑的傻子。难以置信的是，这竟然使得克尔凯郭尔就此自行“社死”，因为他走在哥本哈根街头，会招来一些无聊人的哄笑，他们“很乐意看到一个卓越的人被踩在了脚下”，即便他只是见了某个人，都会被《海盗船》的作者记下来，为人们所知。1846年后，克尔凯郭尔完全不再信任大众，他的作品也越来越晦涩，《忧惧的概念》《致死的病症》，很多地方都难以下咽。

他也用假名出版，并在札记里反复涂改。晦涩意味着独立的语言风格和术语使用，基于对大众低下的理解力和从众的恶习的清醒认识，克尔凯郭尔有意制造阅读门槛，只把希望寄托在后世（当世他并不指望）极少数的精英读者身上。但他的想法也是矛盾多变到了极点，1848年他在一条札记里说“我在死后才会得到理解”，在另一条里则说：“一步到位地给同时代人一个确定的，而不是叠加的印象，让他们知道我对自己的看法，知道我想做什么，等等，这么做肯定是对的。”

他一直在高度的犹疑状态之中。1847年初春，他构思了一次系列讲座，由12讲组成，5月他正在准备时，忽然间就觉得自己不合适了，原因是感到自己更习惯写作，而不是演讲，写作是深思熟虑精雕细刻的工作，在其中他能充分享受：“如果我要演讲，那么肯定会像写别的东西一样，先写好讲稿，再照本宣读：我不愿意这么做。”于是他决定“随它去”，只做自己适合的事情，能不能“出圈”、被广泛的人群所知，悉听天意了。

他一直就没有离开被他百般讽刺的哥本哈根，除了埃米尔·波厄森之外，他没有第二个知心朋友。正如他对忧惧的深耕一样，逆境也是相当令他沉醉的状况，他说别人受到折磨后就文笔枯竭了，可他却相反，反而能够丰产。写作为他续命。1846年后一直到1855年逝世，他单是笔记就写了三十多本，这种收获，同他忧郁的心境以及不停地提到“感谢上帝”相结合，使他在很多神学从业人员眼里是个被宗教拯救的人。

可他毕竟是《论反讽概念》的作者，对于以反讽来保持情感疏离的写法，他深有心得。在1846年的一条札记里，他记下了第一次拜访一位名医的经过，这位医生名叫奥拉夫·隆特·邦，他跟克尔凯郭尔家有20多年的交情，在那时的医学观点里，生理和心理完全一体，克尔凯郭尔的忧郁和身体问题是可以一道问诊，并一道获得建议的。这段札记的开头，就是他被引用最多的话：

“我是一个最深刻意义上的不幸者，从我最早的童年起，我就被钉死在某种近乎疯狂的痛苦之上，而痛苦的深层原因在于灵肉失衡；（奇怪的是，这痛苦也跟我无限蓬勃的激励并存）因为它不仅无关我的精神，而且在灵肉的紧张关系中，我的精神还能获得罕见的弹性。”

现代心理学的正念疗法，核心观点就是活在当下。克尔凯郭尔实际上已提出了这一点：鉴于不确定的事情太多，忧惧无法根除，人最好的选择就是让自己沉入一个行动的决定性时刻里，在能够控制今天和明天的时候，充分控制今天和明天。但是，他所说的“无限蓬勃的激励”，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产物，更多的是他那些不能结痂愈合的伤口：他深深地感兴趣于自己的忧惧，如果他不写这些，那他倒是真正郁闷了，事实上，他很少有这样郁闷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他那用来写种种大书的、用不完的能量。

克尔凯郭尔相信，完美的身体、健康的心理，只会让人一头跌入舒适区里不想出来，所以真正的精神生活，是要在感受到肉体——这一精神暂时的居所——的沉重负担后才能进入的，当肉体被精神所盖过，这精神才是最活跃、最发达、最有创造力的。这种观点固然不可能适用于每个人，可是一定具有疗愈作用。

克尔凯郭尔，这位平生不拍照，只留下两幅（未完成的）素描画像的哲人，在他的最后两年里迷上了叔本华哲学，像他最崇拜的哲人——苏格拉底一样，揭破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真相：他第一个指出，只有在外部世界让叔本华不得不悲观的时候，他才是个悲观者，而在他的哲学登堂入室时，叔本华就成了一个舒舒服服享受名利，写点格言警句兜售给小布尔乔亚读者的作者。但克尔凯郭尔却是一致的：他一直留在忧惧之中，是靠它滋养创作，而不是因为没能从忧惧写作中充分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