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今日报丨从没在希腊定居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他为整个欧洲写作

你说:“我要去另一个国家,另一片海岸,

找另一个比这里好的城市。

无论我做什么,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而我的心灵被埋没,好像一件死去的东西。

我枯竭的思想还能在这个地方维持多久?

无论我往哪里转,无论我往哪里瞧,

我看到的都是我生命的黑色废墟,在这里,

我虚度了很多年时光,很多年完全被我毁掉了。”

诗会进行到一半,一位女孩念起了这首诗:卡瓦菲斯的《城市》。那是哽咽的时刻,好多好多的感想获得了最简练的表达,一齐涌上胸腔。卡瓦菲斯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在说给当下,也都是从当下说出,他的每个句子的音调都是下坠的,下坠,但不是厌世的、愤嫉的味道,更不是一个始终无力在一座城市安身的人,向这座城市做撕破脸的表达;每一座城市,都是卡瓦菲斯笔下的“这里”,句子沉沉地坠向着“人的存在”这一基本面,而不是“社会面”。

诗的力量,再一次得到了证实。一如布莱希特的《致后代》,卡瓦菲斯的《城市》也是用一人的喉咙说出了不分时代、不分国族的人们所共有的心事。不需经由智力转换,《城市》就被读过它的人接受为自己的表达,而表达,是人们抵抗落寞、抵抗绝望的最后的方式。

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家,不会找到另一片海岸。

这个城市会永远跟踪你。

你会走向同样的街道……

既然你已经在这里,在这个小小的角落浪费了你的生命,

你也就已经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毁掉了它。

在汉诺赫·列文的戏剧《安魂曲》中,老棺材匠度过了穷困平庸的一生,在垂老时,他偶然发现附近有一片从未注意过的水域,他痛惜说,自己本可以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可以捕鱼,捕来了鱼可以卖掉,可以赚到钱……但卡瓦菲斯讲,生命在一个地方被毁掉,则在其他地方也已被毁掉了,他没讲是为什么,任何的解释也都会显得多余。他说,城市“跟踪”人,尾随人,我会联想到一个移居某市很多年,却依然保有鲜明的故土特色的人……可这种联想又把诗的意思拉到了很低的层面上。卡瓦菲斯的“城市”,应该通往卡尔维诺式的“看不见的城市”,它不诅咒它的居民,只是用跟踪的方式让人难以逃脱。

单靠愤世嫉俗是撑不起来这样的思辨的。愤世嫉俗者,就像他们的祖师爷第欧根尼那样,无限标榜一个人的抗拒,却需要一群听众来收听他的标榜。但在写诗的时候,卡瓦菲斯没有任何听众,不仅如此,他都从未设想过一群人聚在一起,一个人读他的诗,其他人静静地听的场景。他是个极端清高的人,将自己的作品“贩卖”出去,这种想法他是决然没有的。因此,他就进入了一个伟大诗人的典型命运:生前毫无保留地沉默,死后声名鹊起。

戴草帽的希腊绅士

C.P.卡瓦菲斯,一个从没在希腊定居过的希腊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已经50岁了,才被他的好朋友E.M.福斯特“认出”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大诗人,才开始有希腊的翻译家,将他的希腊语诗翻译成其他语言。他长居的城市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城的光辉与传奇无需多言:它是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中心,是古典哲人聚居的地方,也是民族交融之所。它名义上属于埃及,实际上完全国际化。卡瓦菲斯生活的19世纪后期,这里有5种主要的语言,错杂分布的商业,极致的多元文化气氛,使这里的生民与生俱来地拥有一种成熟老到。在他的诗中,你从来看不到对他方、对未来有过的纯真联想,从来看不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这种孩子气的发愿。

因为什么样的“乐土”想象都被亚历山大里亚预定了——在这里,一个人能看到所有人,以及他们身上带有的所有的地方;更因为去一处“乐土”实在非常容易。在亚城之外,卡瓦菲斯还有两个久居过的地方:英国的利物浦,以及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1904年,一直不出诗集的他,“略微”发表了几首诗,其中就有《等待野蛮人》,诗的内容让人想起迪诺·布扎蒂的《鞑靼人沙漠》:

我们聚集到这里来,要等待什么?

野蛮人今天会到这里。

为什么元老院什么事情也没做?

为什么那些元老院议员坐在那里不立法?

因为野蛮人今天就要来。

……

他写的是一个古罗马衰落时的场景:来自北方的野蛮人骚扰边境,即将洗劫罗马。诗中在问:元老院的人为何不立法了?皇帝为何早早坐到了城市的大门口?为什么领事和司法官都盛装出门,手持镶金镀银的雅致的手杖?他们都去迎候野蛮人了;唯有“杰出的演说家不像平时那样出来发表演说”了,因为野蛮人“讨厌夸夸其谈和公开演讲”。众人忙活一天,野蛮人也没来,结尾又是一个问句:

而现在,没有了野蛮人我们会怎么样?

他们,那些人,是一种解决办法。

卡瓦菲斯的句子简短,却不能说“凝练”,他并不是一个炼字者,他的诗是“祛魅”的,正常的语词被还给了表达,而那些常常被与诗人联系在一起的“奇崛的想象”,在他这里似乎是看不到的。《等待野蛮人》用微观的视角,轻松破除了历史叙事的宏大的迷雾,从罗马城里的各类人的角度,从野蛮人“是一种解决办法”的角度,卡瓦菲斯表露了他的现实感和个人主义。

他对历史人物的想象,能让人茅塞顿开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活的,远远大于一个姓名、一个简短的词条或一份人物小传。他对尼禄的描写,让我联想起赫尔曼·黑塞的一篇《周幽王的故事》——“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黑塞的视角里是一个宠女儿的父亲,褒姒则是一个对各种奇观场景都有好奇心的孩子。这里并没有什么昏君和红颜祸水,没有纲常的是非。而卡瓦菲斯的《尼禄的死期》是这么写的:

当尼禄听到特尔斐神谕

所说的话时,一点也不在乎:

“小心七十三岁。”

他还有很多时间享乐呢。

他才三十岁,神明

给他的最后期限还足以

克服将来的很多危险。

暴君尼禄很快将要被推翻,他不知道,神谕里的“小心七十三岁”是指来自西班牙、即将在他之后登上帝位的加尔巴。卡瓦菲斯的这首诗以这样几句话结尾:

关于尼禄就谈这些。而在西班牙,

加尔巴秘密地调兵遣将——

加尔巴,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

卡瓦菲斯清高到了惜字如金的地步,很难想象有一群热爱他的读者,围着他问长问短,而他和和气气一一解释的样子,相反,热爱他的诗的人应该自觉地走开,让他一个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E.M.福斯特有个很好的描述(果然再孤独的诗人也是需要结交个把有才有话语权的文学朋友的),他说卡瓦菲斯是个“戴草帽的希腊绅士”,“站着,全然一动不动,同万物(原词是‘universe’)保持一个细微的角度”。

时间中的漂泊者

卡瓦菲斯用希腊语写诗,希腊早在19世纪初就脱离了奥斯曼帝国,赢得了独立,也把土耳其语从官方语言的位置上赶了下来,但之后的100多年里,希腊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受到使用者普遍认可的现代希腊语。大众的希腊语和精英用的希腊语,是两套不同的语言,前者有更多口语和俚俗成分,后者被称为“纯净”希腊语,它自负于古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希腊文化,要把奥斯曼时期混进来的外国语言的杂质都给清除出去。

到了20世纪,希腊的政治因为左派支持大众语言、右派推崇精英语言而分裂。1967年,一场政变之后,夺权的希腊政党强制推行纯净希腊语,7年后,民主制重新降临,纯希腊语也彻底身败名裂,并一点点淡出了希腊本土人的使用。

可是无论哪一方,都不会把卡瓦菲斯抬出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他身在亚历山大里亚,在伦敦、巴黎、柏林都见过世面,他永远持有一种相当于“优越感”的东西,独立的希腊,曾经光辉的雅典,根本没能唤起他的任何感情:那是欧洲大陆穷僻的一角,只有野蛮的政治文化和喧嚣的庸众生活,而对雅典人来说,科斯蒂斯·帕拉马斯这样的希腊诗人才算是普希金式的、塑造了民族语言的人物。而卡瓦菲斯使用的语言,超越于精英—大众这二分法之上,有自己的尊严和雄辩,哪怕其情节写的是风流场所的见闻,或是一些最赤裸裸的、描写同性恋的句子。

这些是很好的爱情诗,也继续确立他那种孑然独立、来无影去无踪的状态,他无父无母,不走亲戚,甚至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是故福斯特才以“万物”为坐标来描绘他的形象,而不以任何其他的事物,包括城市。卡瓦菲斯的爱情,与什么青春、什么好时光之类都无关,它只是来自过去的一个触感,一种抚摸,如果可以的话,他是连“触摸”二字都想省去的。这种极简,既谦虚又骄傲,他骄傲地不屑于做任何的虚构,而谦虚地承认说自己的记忆是模糊的,如这首《很久以前》:

我愿意提一提这个记忆,

但它是如此模糊——好像什么也没剩下……

那肌肤仿佛是茉莉做的……

那个八月的傍晚——是八月吗?——

我仍然记得那双眼睛:我想它们是……

啊没错,是蓝的:蓝宝石的那种蓝。

虽然“不求闻达”,但卡瓦菲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会处世、不能接受社会通行的规则,以及有“精神洁癖”等并无关系。对卡瓦菲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朋友来说,卡瓦菲斯是个老练的城市人,游历广泛,与自己的时代颇为相得;一方面,他不把挣钱挣名声的希望放在写诗上;另一方面,在做一些纯为谋生的工作时,他也为才华精力被虚耗而愤嫉,这正是他的处世方法,对时代,他既非挑战,又不随波逐流,而是扮演一个可以说“和光同尘”的角色。

当他描写亚历山大里亚时,我看到的是一个个剪影,附在移动的人、停步的人、说话的人身上,也附在那些希腊神话和罗马皇帝的名字上,我不时地想到乔伊斯的都柏林,他们都忽略具体的事物,而通过气氛、风俗、历史、人名等来捕捉这城市了不起的地方,同时,他们又以一种命定的外乡人的心态,以“时间中的漂泊者”式的自傲,更以个人经验的不可取代的独一性,来保持对城市的疏离,乃至轻视:

它很快就完结了,那美妙的生命。

然而那股气味是何等浓烈,

我们躺过的床又是何等华丽,

我们赋予我们的肉体何等的快乐。

我的年华的回声被官能淹没了,

那些岁月的回声又来到我身边……

这首诗叫《在黄昏时分》,诗的第三段,也即末段,才写到了城市:

然后,我悲伤地走到阳台上,

看看这个我热爱的城市的一些事物,

街上和商店里的一点儿动静,

这样至少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只有通过诗人的留意,我们才能注意到他所在的城市,但也仅此而已:城市就是一个跟踪者,只是被跟踪的人会佯装不经意地突然扫一眼身后。卡瓦菲斯也累次写到过他去过的另一个国际化的城市:贝鲁特。在《在旅馆里》一诗中,他写“我沉溺于贝鲁特的旅馆和妓院里。/我不想待在/亚历山大”。

1900年,卡瓦菲斯才去了一次希腊。也正是那年,后来被尊为20世纪希腊第一诗人的乔治·塞菲里斯诞生了。尽管说不上是“衣钵传人”,塞菲里斯还是接受了很多卡瓦菲斯的气质,例如无动于衷的肢体和表情,例如充分的世故,接受那种在劳碌谋生之余写作的命运。塞菲里斯旅行的足迹也到过贝鲁特,此外还有塞浦路斯,还有美国;而他的怀古幽情也总要落到罗马的古迹和希腊的戏剧上。

卡瓦菲斯的诗完全消灭了时空,塞菲里斯也一样,不过基于对航海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塞浦路斯岛的沉浸,他诗中的地点更有海波一般的动荡感;他也同样拒绝追忆的滥情,杜绝类似“我曾如何如何”的表达。古老的希腊,对诗人来说是“已完成”的,没必要由此来汲取光荣,而塞菲里斯的俳句更有卡瓦菲斯式的凭空捕词之妙:“椅子都是空的/那些雕像已回到/别的博物馆去了。”“那是我们的亡友/或者留声机的/声音吗?”“且看我扶起/一只没用化妆品的/死蝴蝶。”

塞菲里斯前半生也是籍籍无名的,自印的诗集根本卖不出几本,但二战爆发后,德国、意大利相继入侵希腊,很多被迫流亡国外的希腊人发现了塞菲里斯的诗作,被其所触动。但他并不能被民族归属所限制,塞菲里斯其实深度认同卡瓦菲斯,这位亚历山大里亚人不是在为希腊本土写作,而是在为整个欧洲写作。

1963年,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塞菲里斯。也许雅典在那时会更明白卡瓦菲斯的意义:他是1863年出生的人,终年70岁。我们感受着卡瓦菲斯的《城市》的力量,但诗的表达本身远高于绝望和对绝望的抵抗,写诗只是完成一次写诗的行为,跟踪着诗人、等待他略一回头的,除了城市,还有语言。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C.P.卡瓦菲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楚尘文化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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