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国内大豆产量创历史新高，达到2028.5万吨。2023年，这一指标的最高记录似乎又要被刷新。这背后是相关规划提出过“到2025年，大豆产量达到2300万吨左右”的明确目标。

然而，2022年东北地区国产大豆价格高开低走，直接影响着农户种大豆的积极性。业内人士建议，一是发动农垦“国家队”，完成扩种大豆油料的目标；二是大豆振兴是全国任务，除黑龙江省外，国家还应支持其它省区共同完全扩种目标；三是聚焦大豆增产量，而非单一扩大播种面积；四是采用保险等措施，防止出现套取补贴现象。

大豆振兴目标：扩种、增产、提升自给率

(资料图)

2019年，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为标志，“多途径扩大种植面积”成为新一轮大豆振兴计划的重要目标。这一年，大豆播种面积同比增长10.9%。国家统计局评价称，“大豆面积大幅增加，大豆振兴计划实现良好开局。”

随后三年，大豆播种面积同比增速分别为5.9%（2020年）、-14.8%（2021年）、21.7%（2022年）。关于唯一一年的大豆播种面积锐减，国家统计局解读称，“主要是由于大豆收益与玉米相比较低，农民种植意愿减弱。”

2022年是本轮大豆振兴的第四个年头。这四年来，一边是国内扩种大豆，另一边是大豆进口量先涨后跌。其中，2020年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亿吨，至今仍是历史最高记录。

从大豆自给率来看，2019年至2021年，持续下滑。其中，2020年，由于进口量同比13.42%的过大增长，即便国内产量大增，也拉低了自给率。2022年，由于国内产量激增、进口量下降，自给率大幅提振，同比增长3.69%。

区别于过往，中国对本轮大豆振兴计划提出了明确目标。根据2022年初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十四五”全国种植业发展规划》显示，“十四五”期间，挖掘潜力扩面积，稳定食用增加油用，主攻单产提产能，多措并举保供给。到2025年，“力争大豆播种面积达到1.6亿亩左右，产量达到2300万吨左右，推动提升大豆自给率。”

于是，在2022年扩种、增产均站上历史高位，以及国产大豆需求明显弱于常年正常水平，从而导致供需失衡，大豆价格高开低走的背景下，农业农村部又提出了2023年的扩种目标——再扩种大豆油料1000万亩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2022年，大豆播种面积1.54亿亩，这是建国以来面积第二高的年份，仅次1957年的1.91亿亩。然而，大豆产量却首次迈上2000万吨台阶，创历史新高。这得益于大豆单产的提升，即使用更少土地，也生产了更多大豆。

尽管国家力推大豆振兴计划，但近年来玉米种植收益增长明显，直接推高了地租，如果在相关大豆支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即便有心种大豆，亦无力承担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

在此情况下，由于土地资源丰富，农垦“国家队”被寄予厚望，带头承担了大豆扩种的任务。

由农业农村部印发的《2022年农垦带头扩种大豆油料行动方案》给出明确目标——确保全国农垦大豆种植面积达到1460万亩以上。据调度，2022年全国农垦大豆播种面积达到1677万亩，比上年增加475万亩，超出目标任务217万亩。北大荒集团落实大豆面积1381.6万亩，比黑龙江省下达的指标任务超出185.6万亩；内蒙古农垦扩种大豆40万亩。

多方支持扩种大豆，但不希望成为负担

大豆单产提升缓慢，多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为实现“2300万吨左右”的产量目标，不断扩种大豆成了最为简单直接的方式。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大豆播种面积这一数据，在2018年，也就是本轮大豆振兴计划实施的前一年，为1.26亿亩——这与2021年的播种面积数据一致。2022年，为1.54亿亩。这意味着，即便只用一年时间，国内大豆播种面积也实现了2800万亩的增幅。

正是因为大豆产量的激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播种面积大幅增长的基础之上，导致尽管2022年大豆丰产，再加上大豆价格的持续回落，种大豆的农民却并没有丰收。

关于本轮大豆振兴，在黑龙江省，不论是基层政府，还是企业，以及农户，均表示理解并予以支持，认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确保一定的大豆产能有助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黑龙江省龙科种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铭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自中国加入WTO后，一方面是国内需求激增，另一方面是国内外价格倒挂，导致大豆自给率一路走低。“一定要对国产大豆保证基本供应量，剩下的这部分产能不能再丢了。”他说。

不过，扩种也成为一种负担。据基层工作人员反映，大豆扩种给基层带来很大考核压力，尤其是带面积任务，说实话这样“很不科学”。

该工作人员称，从农户角度来讲，政府希望提高产量可以理解，但是强行用面积来保证产量就值得商榷了。固然面积是影响产量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要知道，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扩种，而是提高产量。在这一目标下，可以通过补贴等形式，在种子、种植技术、机械化等多个方面想办法提升单产。也许用不了那么多土地，也能保证产量。

李铭丰也表示，“除了扩种面积外，我更关心大豆产量。”以今年国家准备扩种1000万亩以上大豆油料为例，虽说有1000万亩，但不代表就增加了同样的产能。因为如果一些播种面积单产很低的话，实际上只相当于高产能或平均产能的一部分。

他建议，将2023年的扩种面积折合成增产量，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下发任务，然后建立奖惩机制，事后考核。这样就能激发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比如拿最好的土地种大豆；再比如用好的品种、技术，并施好肥，提高单产；甚至可以到国外种大豆，只要最终能够保证产能，完成任务就行。这会让各地方的压力小很多。

此外，黑龙江省常年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的40%以上，2022年更是达到48%。李铭丰称，考虑到全省大豆可种植面积已接近极限，国家应该加大内蒙古、新疆等土地资源丰富的省区共同完全扩种目标。黑龙江省可以在品种、机械化、种植技术等优势方面为兄弟省区提供支持。

扩种大豆势在必行，用好补贴很关键

“农民本就指望种地生活，要是（种大豆）不挣钱，说破天都没用。”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永安满族镇厢黄三村书记赵金玉称，老百姓会预判大豆市场价格，并综合考虑农业补贴，然后决定是多种还是少种。

因此，在扩种大豆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对农民、合作社就要因势利导。赵金玉称，大型农机合作社，不但可以控制大豆种植成本，还可以在合作社内部统筹协调轮作区域，比一般农户更有能力承担扩种任务。

降低种大豆的成本，是支持大豆扩种显而易见的途径之一。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西长发镇正黄一村村长吴凤魁称，在国内农业生产成本中，地租占很大一部分，这与土地无法规模经营有关。建议在东北地区试点土地数字化，比如一个村集体的某农户有10亩地，那么这10亩地将只是一个数字，并不确定某个固定地块。这样，村集体就可以组织统一经营土地，待年底，农户再根据10亩地所占股份进行分红。

与此同时，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前端可以降低生产资料成本，后端卖粮食也受加工厂青睐。而且当合作社种植规模达到500-600垧（1垧为15亩）之际，还可以建设烘干塔，在为社员增加收益的同时，壮大集体经济。

值得关注的是，绥化市鲜食玉米已经成网红，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黑龙江省的三分之一以上。结合这一情况，吴凤魁称，由种鲜食玉米的种粮大户或合作社承担扩种大豆的任务，可能会是一个突破口。

他解释称，这是因为要种鲜食玉米，土地必须集中连片。而且较长租期，又能确保种植主体享受到轮作所带来的对下一茬鲜食玉米产量与品质有所提升等好处。况且鲜食玉米消费前景广阔，不易受大田玉米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若辅以轮作补贴的话，无疑将与产业形成良性循环。

黑龙江省绥化市财政局农财科科长张爽，现任职黑龙江省海伦市前进镇副镇长。她认为，要逐渐培养老百姓的意识，不是直接给农户补贴，让其见到钱才觉得有收益。如果能够降低种植成本，比如为优质种子、农业机械等提供补贴的话，也能确保农户的最终收益。

扩大补贴力度，改进补贴方式，制定向国产大豆倾斜的政策，也被视为有利于大豆扩种的重要办法。

吴凤魁表示，既然扩种大豆势在必行，那就需要既保证“种”的积极性，又要保证“用”的积极性，才能顺利实现扩种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豆粕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导致加工企业不得不采购部分国产大豆用于饲料加工、压榨。进入2023年，豆粕价格将大概率回归正常区间。吴凤魁称，在这样的背景下，既然国产大豆仍然需要继续扩种、增产，那么政府除了补贴生产者，还应该补贴加工企业，从而更好解决国产大豆的出路问题。

对于补贴，李铭丰称，可以采用“降玉增豆”的方式。在加大对大豆补贴的同时，控制对玉米的补贴，避免玉米比较效益过高，从而提振农民种大豆的积极性；此外，尽可能加大补贴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大豆轮作补贴，对轮作地块应补尽补。

至于大豆贸易政策，他建议，一是国外大豆进口季要跟国产大豆收获季错开，形成一个时间差；二是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鼓励国内大豆加工企业优先购买国产大豆，至少在消化掉国内大豆之后，再考虑进口国外大豆弥补缺口；三是在国产大豆上市销售之际，国家应通过政策引导，将豆子应收尽收，保护农民种大豆的积极性。

关于农业补贴，据农户反映，基层存在虚报大豆面积，套取大豆生产者补贴等乱象，建议引进农业保险公司，核实并上传补贴地块的具体位置，避免造假套补贴。“补贴对农民是好事，但要精准，要能真正用到刀刃上，用到种大豆的土地上。”该农户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