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正式进入“后默克尔时代”一年有余，朔尔茨政府运转如何？18日，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2）：开启“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下称“蓝皮书”）。

对于“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关系，蓝皮书认为，除了汽车等传统合作行业，在气候变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中德之间出现了新的合作领域，两国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2276亿美元，与2021年相比下降3.1%。不过，中国仍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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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起步即遇重大挑战

蓝皮书认为，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前景构成了压力，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能源和原材料的短缺，价格持续走高，给德国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带来挑战。为了惩罚俄罗斯，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一再削减从俄罗斯进口油气的数量，以减少对俄罗斯的战略性依赖，但这也带来了严重的反噬效应。

对于“交通灯”联合政府而言，原先的诸多改革计划如今已经变得有些过时。当时联合政府的一个设想是，德国经济快速实现疫后复苏，这样德国就有财政资金投入绿色与数字化等结构性转型措施中，而且可以同时不破坏“债务刹车”机制。而如今，这一“如意算盘”已经不复成立。

蓝皮书认为，自德国新政府上台以来，朔尔茨宣布大幅提高军费，势必会导致投入其他结构性改革计划和民生项目的资金大幅缩水；德国决定减少乃至终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势必将不得不重新启用煤炭发电厂，而这又将给德国的减排目标带来巨大挑战。这也就意味着，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必须重新进行相互妥协的谈判。

根据2022年5月中旬德国二台ZDF政治晴雨表的调查，共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交通灯”联合政府将能持续到2025年秋季的下一次联邦选举。但是，德国民众对朔尔茨政府的满意度在持续下降。2022年6月的民调显示，多数受访者（56%）对朔尔茨政府执政不太满意乃至不满意。2023年1月，这一不太满意设置不满意的比例上升至64%。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受访者依然认为朔尔茨在对乌输送武器问题上的作为是适当的，并非犹疑不定的，而且，他们多数认为俄乌冲突只能通过谈判以及外交手段结束，这也意味着，对朔尔茨政府的不满更多的是德国政府在应对俄乌冲突给德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民生问题上缺乏有力手段。

对于朔尔茨政府而言，起步即遇到重大危机的挑战，虽然迄今联邦政府总体上运行平稳，执政联盟内部的诸多矛盾并没有大面积浮出水面，但是，社民党和自民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持续下滑，将迫使它们更加强化本党立场，凸显本党形象。这也意味着，在后续施政过程中，三党之间妥协的意愿将会下降，进而使朔尔茨政府推动各项改革计划的能力遭遇更大考验。

中德在这两大领域存在巨大合作空间

德国是环保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先行者，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德最具潜力的合作议题。而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德国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蓝皮书认为，中德和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2020年9月，中国与欧盟领导人宣布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2021年顺利举行两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为双边合作指明了方向。2021年10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昆明宣言》和11月在联合国第26届气候大会上签署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都展示出中欧双方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和担当，也为气候治理勾勒出合作框架。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对于中国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在传统制造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德国面对数字技术的冲击，较早从政策层面发力，推动数字技术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但德国整体数字化程度不及预期，比如，新冠疫情期间医疗信息采集传输过程中出现的滞后和混乱更暴露出德国社会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不足。根据欧盟2021年的调查，德国的数字化发展程度在欧盟27国中只排在第11位，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指数为54.1，仅略高于欧盟平均值（50.7）。

蓝皮书认为，如今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发展迅速，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坚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双方若能在尊重各自数字主权的基础上，加强战略对话，摒弃零和博弈思维，那么将在数字技术以及多边数字治理合作方面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