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疫情频发、房地产低迷和俄乌冲突等内外部超预期事件的冲击下，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一波三折，但展望2023年，将面临一个边际改善、逐步向好的宏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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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面的大力支持下，企业盈利将逐步好转，复苏将成为发展的主基调，经济增长继续向合理增长区间收敛，全年GDP（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实现4.5%~5%左右的增长，且经济运行料将呈先抑后扬、前低后高的态势，一季度是全年低点，二季度开始有强劲反弹，两年平均增速为3.8%~4%。4%上下的经济增速仍然显著低于学术界公认的5%~6%的潜在增长水平，说明中国经济依然受到多重不利因素制约，而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在生产能力。

2023年主要动力来自消费恢复

按照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2023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消费。

首先，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和《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的出台，消费需求将有显著提高。疫情三年所积累的“超额储蓄”与所压抑的消费意愿、所关闭的消费场景、所限制的就业市场景气和居民收入增长，将出现明显改善，四大因素对消费最直接的压制将逐渐消解，共同支撑消费需求的明显修复，进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据估计，三年疫情期间形成的“超额储蓄”大致有16万亿元的规模，未来这部分资金的逐步释放，理论上将为消费复苏提供较大的空间。同时，随着居民对就业和收入预期的改善，一些升级类商品如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绿色智能家电等，正处于规模化更新换代的窗口期，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其消费需求也将进一步释放。总之，受到低基数支撑，预计202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速为4%~5%，较疫情前水平仍有距离。

其次，在多重政策的支持下，投资需求有望保持稳健。受困于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基建投资增速将从高位回落，预计基建投资增速有望维持在6%~8%左右的相对较快水平；在政策倾斜和金融支持的背景下，预计制造业投资有望维持稳健，增速在4%~6%左右；在供需两端的政策支持下，房地产销售和投资都可能在低位企稳并有小幅反弹，商品房销售或将增长2%~5%，投资修复大概率略慢于销售，投资增速有望恢复至-5%~0%。整体看，房地产投资的反弹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增量贡献，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虽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但仍将对经济起到支撑作用，2023年投资整体恐将很难保持2022年的增长态势，预计全年5%~5.5%左右。

再次，2023年最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增强，外需可能出现显著回落，这将对中国出口、利用外资、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人民币汇率等带来较大冲击。2023年以美元计的出口同比增速或将转负。进口则将受益于经济修复出现一定改善，以美元计预计小幅增长0%~2%左右。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显著减弱，预计将拖累GDP增速1~2个百分点。这与2022年净出口拉动GDP 1.5个百分点左右形成鲜明对比。

重视中国经济的疤痕效应

三年疫情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宏观经济的基本逻辑和整体环境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些关键线索尚存在不确定性，有待于进一步明朗。市场主体仍难以避免强预期与弱现实的反复拉扯，需要在二者之间找到确定性和平衡点，重新找回再次出发的信心。

由于防控政策的调整，疫情似乎要离我们远去，但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年的疫情对于经济、社会、民生和民众预期的影响，恐怕还远远谈不上结束。目前我们可能正处于“结束的开始”这一特殊阶段，后疫情时代才刚刚来临。疫情后的疤痕效应恐将持续一段时间。

从政策来看，目前似乎是一次性的“V形”或者“U形”反转，但我们更愿意以“W形”走势看待防疫政策的变化。未来无论是疫情还是政策，都不会一马平川，不可避免地会面对大大小小的颠簸起伏，不排除在调整防疫政策过程中不断在松紧之间进行试探和回调。疫情的变化和政策的波动仍将在一段时期内影响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运行。

即便未来政策能够保持稳定，后疫情时代的“疤痕效应”也会在很长时间里释放威力。新冠也许没有后遗症，但三年疫情的后遗症是确定无疑的——企业不敢投、居民不敢花、经济主体信心不足预期弱。

后遗症之一：供给疤痕。疫情冲击对生产、物流、销售、劳动供给、劳动意愿、人力资本积累等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可能会长期存在并形成沉没成本，将导致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进一步下降。特别是，由于中外疫情防控退出政策的不同步，以及主要经济体致力于制造业回流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市场争夺，均使中国的供应链韧性遭遇巨大挑战，供应链的脆弱性和可替代性有所上升。跨国企业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和部分中低端产能继续向周边国家转移仍将持续。国内经济复苏不及预期以及外需快速走弱，均可能再次打击已饱受折磨、现金流枯竭的中小企业，其中一些会倒在强劲复苏的前夜，进而拖累经济增长、税收和就业。

后遗症之二：需求疤痕。疫情冲击使消费者的行为受限，并形成一定的肌肉记忆，不仅抑制了即期消费，也影响了远期消费意愿，对不确定性的厌恶导致风险偏好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明显上升。之前被压抑的需求虽然会有反弹，但可能很难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原因在于收入受限、储蓄下降、预期趋弱、金融支持不够等，还有一季度的病毒感染高峰。人们期盼许久的消费的报复性反弹可能并没有那么强、那么久，市场需要对此保持冷静、降低预期。

后遗症之三：心理疤痕。疫情冲击持续削弱中国居民和私人部门对未来的信心，后续随着感染率的提高和民众恐慌情绪的波动，都会使一段时间内的风险偏好出现下降，这也会给业已脆弱的资产负债表造成更大的伤害。

三年疫情还暴露了更多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罔顾法治、忽视民生、侵害权利等不一而足，这些也对中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机制性损伤”，极大伤害了前些年略有改善的投资营商环境。放开限制容易，重启修复艰难；人流恢复容易，人心重聚困难。

总之，三者共同形成了宏观经济的增长疤痕。2020~2021年我们实现了5.1%的两年平均增速，2020~2022年约为4.4%的三年平均增速，2023年按照5%、6%和7%三种情形假设，则我们将实现2020~2023年4.65%、4.9%和5.15%的四年平均增速，均显著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6.1%和各个年份的广义货币增速，也低于疫情前三年2017~2019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6.62%。这对中国经济的韧性和稳定性构成了重大打击。中国经济不仅已经失速，而且失去了宝贵的稳定性，过去三年的经济运行是较为典型的大起大落。

每年按照2.2%的产出缺口计，我们过去三年大约损失了7.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增量，四年则可能在9万亿元左右，这无疑极大加剧了之前就已存在的趋势性回落态势，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了。

恢复和扩大消费优先怎么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部署。就理论层面看，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毕竟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才是最终需求，它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内生动力。长期以来，相对于投资，我们对提振消费还是重视不够，特别是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更应该重视并充分发挥稳消费对稳增长“挑大梁”的重要作用。因此，未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主要着力点是消费，政策支持重点也应从“以扩大投资为主”，逐步转向“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这项工作落到实处？我提几点具体的建议。

第一，为全体居民发放数额较大的消费券。为纾困疫情受损民众和低收入群体，保证中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激活最终需求，建议更多的依靠中央政府加杠杆，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成立万亿级体量的促消费特别基金，并向全国范围内特定的、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弱势群体，甚或是全体民众，发放普惠性质的现金补贴或消费券。其额度宜在1.4万亿~2.8万亿元之间，以确保人均1000~2000元，发行时间宜不晚于2023年一季度。这既是改善民生的要求，也是稳定经济的需要，这种向居民部门倾斜、把有限资金用在增强消费能力而不是浪费在已经严重过剩的一般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有效得多。

第二，要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多渠道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包括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避免房地产泡沫过快破灭；大力繁荣资本市场，激发市场的财富效应。关键和核心是要勇于把市场搞活而不是搞得半死不活，不要畏惧泡沫而要畏惧一潭死水，要尊重价值规律而不是胡乱干预、过度干预。

第三，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继续为消费电子、家用电器、新能源乘用车等提供购置补贴，加大对装修、家具、耐用设备的消费补贴。扩大汽车消费，对一线城市居民适当多发放一些号牌资源，非一线城市应彻底放开限购，延续之前的燃油车购置税减免政策，推动二手车零售市场建设。在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方面，创新消费场景，鼓励发展绿色消费、智能消费，促进消费渠道线上线下融合，加强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第四，改善消费条件，鼓励住房消费。针对当前房地产的低迷市道，应把更多的支持政策集中于需求一侧，不仅对首套房按揭给予“定向降息”，对以改善性需求为主的二套房也应适当降低按揭贷款利率。应尽快出台购房鼓励政策，适时降低首套房和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比例，降低交易税费等，并向热点一二线城市延伸、扩围。同时，放松一些非一线城市不必要的限制性措施，如限购、限贷、限售、限价、限离婚、限商住、两年社保、纳税证明等收缩性政策。对一线城市的过严限制性政策也应适当放松，以大力支持合理住房需求，包括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这样对消费的拉动才会更加明显。

（作者系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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