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会施魔法的老人，他有一面放大镜。有一天，他用放大镜对准水沟里的一滴水，看到里面有无数小生物，它们跳舞，推撞，打闹，一刻不停地吃掉别的小生物。老人惊叫了一声：“多可怕！”他希望这些小生物能和平相处，各做各的事情。他想做点什么，想来想去，他决定给这滴水染色：“好让这些小家伙彼此看得更清楚一些。”

(资料图)

于是他把一滴血，一滴从巫婆的耳垂取出的血滴了上去，小生灵都变红了，它们的小世界立刻变得就像一个住着无数野蛮人的城市一样。这时另一个魔法师过来，问那是什么。魔法老人说：“如果你猜中了，我就把它送给你。”

魔法师用放大镜看了半天，越看越激动，他被那些互相攻击的小生物迷住了，他说，这是一个城市，一个像哥本哈根那样的大城市，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可老人说：“它不是，它就是水沟里的一滴水。”

很难想象，这篇小故事是安徒生写的。在安徒生的童话里，这个平静叙述的水滴故事很不起眼，但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对它钟爱有加，在许多作品和思想会议上都提到了“水滴”的隐喻。古希腊哲人讲，凝视一滴水，凝视里面的小生物，就能明白大海大洋，凝视阳光下飞舞的颗粒，就能明白太阳的本质；同时，一滴水只要混合于大洋，就可以扩散到宇宙最遥远的角落。赫伊津哈就是基于这一精神展开他的学术写作的，写一滴水，一些火花，一些萌芽，而不书写也不自称书写历史学的整体。他的荷兰太小，却是他的家乡和一生大多数时间居住的国家，透过它，赫伊津哈窥视全世界。

热爱童话的通才

赫伊津哈在照片里长得很沉闷，一张马脸，二目无神，表情乏味甚至有点厌世。可谁能想到，他正是享有盛名的《游戏的人》《中世纪的衰落》这两本书的作者，谁能想象，他的书中充满了趣闻轶事，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气氛？

赫伊津哈生于1872年，1945年2月1日，在荷兰即将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前夕逝世。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各种学科尚未分化，一个人不必自囿于某一专业，不必削尖脑袋在专业期刊上发论文，而可以去从容地做一个博学者；在赫伊津哈身上，同时存在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史学者、语言学家、传记作家、美学家等多个身份，《游戏的人》就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作品，兼有社会学、文化史、美学理论等各个学科的成分。他虽没写过小说，但是为16世纪杰出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写了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传记，也给自己的同时代人兼好友、画家扬·维特写了一部传记。此外，他还常年研习梵文，经由梵文又精研佛教，以及印度的文化史。在佛教的启发下，他深化了自己对但丁的理解——但丁是他从求学时代起就最热爱的诗人——进而，他又对中世纪的情境形成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力。

赫伊津哈因此是一个通才，一个精神饱满、智识丰富、情趣盎然的人。而他的通达的秘诀，就在于他从无写什么“大作”的宏愿。在一篇短小的自述文章里，他说自己最享受的是那种“小”的东西，小的角度。他特别说到童话，说到他如何享受安徒生的故事。他在中学里，在学生会组织的活动中当众讲一个安徒生童话，乃至已经成人后，他晚上睡前常常要读一篇安徒生。

童话总是富于幻想的，不管幻想的内容看起来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它都是看清现实世界的必要方式——就像前述水滴故事所暗示的那样，水滴里的小生命，让人联想到自己所处的城市也是如此的面貌。赫伊津哈的学术作品，很能表现他对童话之类民间文学的熟悉。例如，在《中世纪的衰落》里，他告诉读者，若要想象12世纪的欧洲宫廷生活，就要联想《一千零一夜》里的哈里发，若要理解中世纪骑士比武的文化，不妨去看《摩诃婆罗多》这类古印度史诗，史诗中的英雄同样在为争夺女人的芳心而战。在印度神话里，伟人做伟事时天地自然界会产生响应，而在古罗马，比如普鲁塔克的人物轶事里，也曾记录隐士在自然界的暴烈力量面前产生的热情。

童话里的人物设定往往都是极端的：善恶对立，好坏分明，成功者和失败者互为对照，快乐和痛苦一样强烈。在赫伊津哈看来，这一点与中世纪人的心灵世界有相当的一致性。这是《中世纪的衰落》开头的一段文字：

“当世界比如今年轻五个世纪时，人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要比我们更为泾渭分明。痛苦与欢乐的距离，灾祸与幸福的距离，都比在我们当今世界里更大。一切经历过的事情，在他们心目中只意味着直接、绝对的快乐和痛苦。”

赫伊津哈的联想能力，使读者能够开始想象一个早已湮灭的时代的样子，并对它有所兴趣。中世纪人如同处在童年的人类一样，没有含糊不明的感受，他们激情满怀，彻底地沉浸在苦乐之中。

“那时，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自豪炫耀或残酷的象征，麻风病人喋喋不休，走在仪式行进队伍前后，乞丐可怜巴巴地缩在教堂的角落里……大领主们总是悬剑腰间，华服上缀满贵重的饰品，令人一望油然而生敬畏与羡慕感。处决犯人、沿街叫卖、婚嫁、葬礼，一切活动均伴随着喧嚣声、音乐声及隆重的仪式。”

现实生活是很艰难的，但到了第二章，赫伊津哈就说，人们用于弥补现实之艰苦的，是对更美好的生活的向往。从中世纪的绘画中，我们常能感受温馨和宁静，可是文字文献里就几乎只有单调乏味的恐怖故事了。这样的对比，在赫伊津哈所描述的中世纪生活里比比皆是：梦想和现实的对立，世俗生活和精神/宗教的对立——美好生活、勇气、忠诚、荣誉、爱情之类都是世俗内容，死亡和神圣性、神秘主义和感情都是宗教内容。然后，赫伊津哈又写到了美，每个社会、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追求美，在中世纪，这美的愿景与骑士理想及其风格化的爱情有关，但追慕这些本身就包含了自己的无能和失败。

尽管写得深入，但赫伊津哈明白，现代人终究缺乏足够的能力来理解昔日之人的激情。现代人不喜欢易怒的人，觉得动不动就大喜大悲，这是“失态”，是不体面的事情。然而，如果没有这么强烈的激情，中世纪生活就根本不存在。现代人是走向平等的，而中世纪的等级制度是粗暴武断的；现代人是世俗化的，中世纪却相信人的一切权利来自上帝的恩赐；现代人讲求自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却以人身依附和效忠为伦理的基石……在一份有关“历史想象的美学”的演讲中，赫伊津哈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变得太温顺、太人道，以至于无法理解历史了？

对历史情境的深度再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所处的世界。在《中世纪的衰落》里，赫伊津哈提到了司法。他说，中世纪的司法只懂得两个极端：要么残酷惩罚，要么宽恕。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现代人的法律意识总是倾向“胆怯和犹豫”，一个案子当前，现代的审判者往往审慎地做出从轻判决，有时似乎陷入自我怀疑：“我究竟有没有资格做判决？”

如果普通人无法对这种强对比产生兴趣，那么历史学家就应该设身处地，去理解“过去世代的人们身上强烈的片面性”。赫伊津哈曾批评萧伯纳的名剧《圣女贞德》是失败之作，失败就失败在萧伯纳不能充分理解中世纪人的精神世界。为此，赫伊津哈建议，萧伯纳少看些历史著作，而要多看莎士比亚的戏剧。

荷兰的和谐与多种自由

16世纪时的荷兰还不叫荷兰，叫“尼德兰”，赫伊津哈说，他自己对荷兰的深厚情感，就来自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感知到的尼德兰。他所生长的格罗宁根，是个只有4万多人的小镇，在19世纪末，主要的对外交通还是要靠一条单车道的铁路，镇内的交通工具则是用马匹拉的有轨轿车。赫伊津哈的家族处于社会的最高等级，这是他在幸福安逸中度日的基本保证。

而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是20世纪初年，当时他在哈莱姆的中学教历史，同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兼职教古印度文学和文化史。他认识了扬·维特这位比自己大8岁的挚友，并和玛丽亚·文森迪亚·斯霍莱尔这位美好的伴侣建立了家庭。斯霍莱尔是贵族出身，家族在米德堡有一座别墅。1902年婚后，赫伊津哈携妻同游意大利，去寻访但丁的踪迹，然后又到比利时去看艺术展。在这段时间里，赫伊津哈确立了自己要研究西方中世纪的志向。接下去数年里，他连续有了5个孩子，他们一起在别墅里度田园之家的日子，室内室外日夜缭绕着古典音乐，宾客不断，阳光充沛。

这段岁月强化了他对荷兰的感情。他在一本论荷兰精神的小作品里，深情款款地说到自己在哈莱姆教书的那段日子，每次进入学校所在的街道时，都要抬头看一下一栋楼的外墙，上面有三行slogan，中间是“在甜美的荷兰”，两边是“我忠于你”“我不偏离”。他在中世纪看到现实与想象对立，激情与禁欲的对立，在伊拉斯谟的年代看到人文理想和宗教禁锢的对立，但在荷兰，他看到的是和谐。他在人生最后一本书《17世纪的荷兰文明》里就是这么主张的：荷兰集合了多种自由，使相互独立的单位统一在了一起，和谐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荷兰人纵有贫富之分，却不受等级的约束，哪怕是不识字的人都能参与文化生产。

他把荷兰写成一个不仅具有生活气息，而且人们很早就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的地方。现实主义，意味着“对事物的实质混合意义坚信”，这是结束中世纪的文艺复兴的贡献，更是人文主义者、荷兰人伊拉斯谟的贡献。文艺复兴所弘扬的“充分的和谐”在荷兰结出了理想的果实，17世纪荷兰爆发出一个艺术与文化的黄金时代，伦勃朗、维米尔、弗兰克·哈尔斯等画家名震欧洲。不过在《17世纪荷兰文化》一书中，赫伊津哈将17世纪荷兰精神的代表人物定在了康斯坦丁·惠更斯身上。

康斯坦丁，是那位与牛顿展开著名争辩的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的父亲，是一位诗人、外交官和音乐家。他虽是贵族，却对普通百姓十分熟悉，在自己的书里写他们的故事；他的品位高尚，掌握多种语言，给两位亲王当过秘书，日常的谈吐幽默和善。赫伊津哈充满赞许地讲，康斯坦丁·惠更斯身为上流人士，身上却更多地体现了“人民的灵魂”。

《游戏的人》里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的文化诞生于游戏，而游戏，赫伊津哈将它与自古希腊以来就有的戏剧、音乐、神圣崇拜仪式等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他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中世纪骑士制度里，他也强调游戏的意义。他认为骑士的比武就是一种旨在回归人的本真的游戏，与这一“武”游戏对应的“文”游戏，是中世纪大学里的争辩风习，“大学的活动与骑士制度一样，具有献身仪式和入团仪式的性质或者打赌、挑战、斗争的性质”。从这里，我们发现赫伊津哈非常惯于在历史现象里识别出和谐的因子，似乎他把这一点看作一个荷兰学者的本分，因为和谐正是他所体验的荷兰社会生活的主要特点。

他总是避免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孰高孰低的评判，避免在“原始”和“文明”之间建立不恰当的对比。在《游戏的人》里他说，人可以在事物中观察到的两项最高贵的特点，一是节奏，二是和谐。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爆发了此起彼伏的革命，奥匈帝国瓦解后的诸多中欧小民族之间冲突不断，英法也深度卷入大国政治的博弈之中，而荷兰一直保持中立，这种立场得到了赫伊津哈的赞美，他说，这个国家始终把重点放在“社会”上。荷兰是和谐的化身，也是残酷的战争的反面。

在现代世界挽留高贵的东西

赫伊津哈人生最美好的年代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中止的：他的爱妻玛丽亚在1914年4月病逝，年仅38岁。他依然在写作的《中世纪的衰落》一书也因此而多了一些悲伤的意味，从第十一章“死亡的幻象”开始，书中主要论及的年代离开了他常常赞美的12世纪，而进入真正的“中世纪晚期”；他着力叙述人们宗教感受的增强，人们对耶稣献身的体会越发深入而趋向于悲惨的一面，以至于终日以“虔诚之泪”洗面。“过多的死亡之影”笼罩着中世纪，但也正是在这种写作状态下，赫伊津哈朝着他引以为模范的前辈史家——著名的瑞士学者、一向以悲观主义观照文明史的雅各布·布克哈特——又靠近了很多。

他的第二次家庭悲剧是1920年长子杜尔克的去世，时间点恰与战后岁月的开始重合。之后的十几年里，荷兰虽然保持中立，但在纷乱的思潮、此起彼伏的经济—政治危机和群体性暴力中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赫伊津哈的精神气质主要系于中世纪，尤其是文艺繁荣的12世纪，那是一个在他眼里充满激情、讲求忠诚的时代，绅士永远想着为他人服务，骑士们富有诗意的牺牲精神，同时，在基督教信仰的主导下，人们以“日光底下无新事”的眼界来看待未来。可是一战后的世界却相反，人的情感世界变得平淡、含混，而对未来的认识却是进步主义的，相信新事物、先进的事物层出不穷。于是，他的写作就成了对现代化的拒绝，他不无一厢情愿地试图逆转那不可逆转的时代变化，并试图挽留他眼里高贵的东西。

他认为现代公民社会里的高级的东西，都是以中世纪以来的贵族生活形式为模板的。他终生的挚友，画家扬·维特就是这样一个有贵族气质的人。维特擅长肖像画，但他只接受给真人画像的委托，而拒绝对着照片创作，他恪守这一原则，再高的价格也不能让他动摇。但是1922年，维特收到了一封信，一个14岁男孩，在信中请求他为他去世的哥哥画一幅像，作为送给父亲的50岁生日礼物。

维特当时就答应了，很快画好了画。这位父亲就是赫伊津哈，私下为他订画的是他的次子。当赫伊津哈得知它出自维特之手，感动之余也十分惊讶，因为维特决不会轻易打破自己的原则。他问起维特，维特告诉他：我接受委托，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而是因为这封信写得太真切了。

赫伊津哈在1937年娶了一位28岁的女子，在其陪伴下度过余生。他坚持捍卫的种种古老理念，在二战时期风雨飘摇的荷兰很难看到了。人类最大的优点在于他们能游戏，在他看来，就连“荷兰”这个名字都是偶然游戏的产物，是给一块边缘并不明晰的土地取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却在人们心目中，给这片土地注入了实质。荷兰的价值，它的存在的深度，就源于它的这一偶然发生。这个小小的国家就如同水滴，以它的精神漫游在世界的大海之中。

赫伊津哈著作中译本

《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

花城出版社 2007年9月版

《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版

《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版

《17世纪的荷兰文明》

花城出版社 201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