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一个核心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这是质的描述。同时还提出了量化的指标，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要上三个大台阶：

(资料图)

第一，人均收入达到132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第二，人均收入达到2万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第三，人均收入达到3万~4万美元，平均3.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2021年，我国人均收入达到12500美元，非常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标准（2020年标准是12696美元）。这个标准是动态调整的，每年增长4%左右。今年中国实际增速放缓，汇率下调，与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距离很可能拉大。

到2035年，中国人均收入要达到3万~4万美元的水平，意味着这期间人均收入水平要翻1.5到两番。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取决于三个变量——经济实际增速、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之差（即国内通胀或者GDP平减指数）和汇率变动。这段时期经济平均实际增速不低于4.7%，我国人均收入到2035年才能翻一番。

假定这一时期通胀水平相对平稳，在2%左右，那么就要重点关注汇率变化。我们研究团队初步测算，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购买力平价指标，现阶段，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约为14682国际元，相当于日本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在此后的16年，日本和德国都经历了经济中速增长和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快速上升。1995年左右，日本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5倍。但在两个国家驱动收入增长的因素中，汇率贡献都明显超过实际增长贡献，特别是德国汇率升值贡献达到2/3。

中国大致进入了相同的增长阶段，有关经验教训值得研究和借鉴。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或者说全要素生产率。当然，日本、德国当年汇率大幅升值是有特殊条件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近几年中国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

实现2035年增长目标，有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一是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速必须争取，4.7%以上的经济增速必须争取；二是仅靠实际增速的硬增长是不够的，必须把立足点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上，由此带动汇率合理升值。这就是强调高质量发展对实现2035年增长目标的内在含义。假设在这段时期年均实际增速4%~5%，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的差额（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和相加，年均再增长5%左右，即按照现价美元计算，每年要增长将近10%，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实际增速长期低于潜在增速的不利影响

以往我们担忧比较多的是追求不切实际的过高增长，忽视提高增长质量。疫情发生三年来，特别是从最近的情况看，当前需要强调的是实际增速过低，特别是低于潜在增长率。如果这种情况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对实现长期的发展目标，特别是2035年目标是不利的——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不去，而且质量也会下来。

2022年初提出的增长目标是5.5%，由于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实际经济增速为3%。2020~2021年，中国两年平均增速为5.1%，如果2022年往高预计达到3.5%，那么三年平均增速低于5%。大量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在5%~5.5%之间。换句话说，疫情三年中国平均增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这会带来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在固定投入的情况下，产出减少，生产率必定下降，摊在每个产品上的单位成本肯定上升。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生产率提升。同时，汇率也会受到影响。最近，人民币汇率呈现贬值态势，这主要是受到美联储加息的影响，但国内经济基本面，特别是经济增速对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二是中长期经济增长将出现机制性损伤。疫情冲击以后，有些丢掉的会补回来，但有些补不回来，而且会引起机制性损伤。比如订单丢了，供应链断了，原有的合同没有执行，应招的员工没有招收，应该有的投资没有投资，应该进行的创新没有进行，一些长期规划也跟不上了，长期经营发展能力都在下降。假定疫情冲击过去了，由这种状况回到常态，会有一个较长的修复期。有些封城静默后的城市，曾出现过短期反弹，但是一段时间后增速再次下降。

三是新老动能转换将会受到冲击，出现减缓、扭曲，甚至停顿、后退。我国正处在中速增长阶段的新老动能转换期，如果这时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将会使原有的困难和风险被放大。

一方面，过去速度比较高的时候，老产业其实是“带病运行”，矛盾、问题还可以被掩盖。一旦速度明显下降，有些矛盾和问题就会转化为风险甚至危机。房地产行业变化就属于这一类。

另一方面，新动能由于预期、投资、市场等问题，成长期风险加大，也会对增长带来一些“堵力”。比如，数字经济创新势头有所减弱；新能源汽车风头正劲，但仍然受到供应链波动的困扰。

近期呼吁宏观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声音比较多。由于国内外的不利因素，近期中国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其实不是一个正常运行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很难判断宏观政策到底是松还是紧。

前段时间M2增速超过11%，甚至超过12%，高于2020年疫情发生初期，是三年以来增速最高的。实际经济增速加上通胀水平，再加上一两个百分点，这样的货币供应量被认为是比较合适的。今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经济实际增速3%，CPI不超过3%，再加上一两个百分点，充其量是8%，但是M2增速现在已经超过3~4个百分点了。应该说流动性现是充足的，货币政策也不紧。

M2增速低于社融增速，这在过去很少见，说明货币并不缺，但实际需求上不去。美国最近通胀仍处高位，美联储不得不激进加息，其原因是美联储在疫情严重时“放水”过多，现在正在承担“放水”的代价。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还要关注和研究。

使经济尽快回到正常轨道

一是从国际经验看，从中等收入阶段上升到高收入阶段，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二战以后，上百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在25年以上保持7%增速的经济体只有13个。大型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更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近年的俄罗斯。俄罗斯十年前人均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这两年掉下来了，这很值得关注。

二是人口负增长对中长期增长的冲击。从明年开始，甚至可能是从今年开始，中国大概率会出现人口负增长，早于之前的估计，这会对需求带来直接影响。从供给角度讲，大概十年前开始，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人口负增长拐点出现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还会加快。日本、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国的经验表明，人口出现负增长后，潜在增长率将出现明显下降，并且实际增长率经常低于潜在增长率。

中国人均收入刚过一万美元时，出现了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的情况，其实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已经出现波动了。能否尽快跨过高收入门槛，我们依然面临着挑战。

当务之急是使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或合理区间，具体而言，实际增速要达到潜在增长水平。最近，随着优化防疫政策、房地产金融政策16条、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等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有利因素正在增加。

建议明年政府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由于今年基数低，如果明年上半年能够大部分或者全面摆脱疫情冲击的影响，各项稳增长措施落实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稳预期稳信心见到成效，实际增速还可能更高一些。应力争今明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左右。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的关键点。要加快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上，为实现经济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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