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周来，多地官宣取消扫描“场所码”的规定。这意味着，从5月21日开始各地陆续推进的“场所码”扫码核验工作，在历经半年后逐渐淡出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但这些特殊历史时期的数据到底该如何处理引发公众对于数据隐私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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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数据中心的高级技术专家告诉第一财经，目前场所码的数据都是保存在政务云里，基本没有被各场所归属地截胡的可能性。“这些数据的调取需要经过授权，谁查询了什么也有记录在案，将来会用于审计。谁收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持有谁负责，这是数据安全的要求。”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刘杰教授表示，智慧城市的建设应该从管控思维走向服务思维，真正关注百姓的真实需求是什么，适时删除特定时期保存的数据，对数据做减法，也是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地取消场所码

早在一周前，“新十条”发布后，多地已开始陆续取消查验健康码和场所码。

12月4日晚间，杭州发布《杭州市关于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相关措施的通告》，除养老院、福利院、中小学、幼儿园等特殊场所外，乘坐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再扫“场所码”；通过药店购买“四类”药品的人员，不再要求核酸检测和赋码促检。4日至5日，浙江各地市陆续官宣了不再扫场所码的相关措施。

此后，江西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12月5日18时起，除医疗机构、养老院、福利院、中小学、幼儿园等特殊场所外，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小区、进入公园景区、商场超市、宾馆酒店等各类公共场所，不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不再查验健康码、不再扫“场所码”。

12月7日，天津地铁和公交也先后官宣取消查验健康码，取消扫描“场所码”。

这意味着，5月21日从杭州开始全面推进的“场所码”扫码核验工作，在历经半年后逐渐淡出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

2022年，5月21日，杭州发布了全面推进“场所码”扫码核验工作的通告，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确定第一批重点场所名单。列入名单的场所（单位）实现“场所码”全覆盖。鼓励暂未列入名单的场所（单位）能领尽领、能用尽用。同时提出，“严格执行扫码必验，验码必严。规定时间内未取得核酸采样或检测证明的人员不得进入重点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除居民回居住小区）。”此后，各地开始推广“场所码”和“数字哨兵”等数字防疫措施。

防疫数据该如何处理

健康码、场所码、行程码等措施在疫情的流调溯源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居民普遍关心，这些场所码的信息都存在哪里？谁有权查看？防疫进入新阶段后，这些数据应该怎么处理？

据“通信行程卡”公众号消息，12月13日0时起，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服务。“通信行程卡”短信、网页、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 APP等查询渠道将同步下线。12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三大运营商先后表示，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自12月13日0时“通信行程卡”服务下线后，同步删除用户行程相关数据，依法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一位大数据中心的高级技术专家告诉第一财经，目前场所码的数据都是保存在政务云里，基本没有被各场所归属地“截胡”的可能性。这些数据的调取需要经过授权，谁查询了什么也有记录在案，将来会用于审计。

他表示，一般有两类人员可以通过查某一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场所码数据掌握他（们）的踪迹信息，一类是业务人员，有专门应用的页面来做业务，目前正常的业务逻辑应该应该是先定位A人员到场所（前提是A人员的码显示异常），然后再查询到过这个场所的人；第二类是数据库管理员，但这方面的管理比较严格，需要进行授权，严禁私自查看。

上述高级技术专家进一步表示，某城市政务云管理暂行办法显示，政务云的安全管理遵循“谁建设谁负责，谁运营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政务云侵犯国家、集体利益以及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政务云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谁收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持有谁负责，这是数据安全的要求。”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刘杰教授告诉第一财经，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收集的特殊数据处理可以参考新加坡的做法。他表示，“这些数据在防控期间就应该规定保留多长时间，比如两周，让老百姓信任这些隐私数据不会被商业化，但我们国内目前没有规定。”

刘杰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中介绍了新加坡政府发布的“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应用程序（App）。文中介绍称，当两部手机在附近时（一般在8米范围左右），TraceTogether应用程序便将附近的其他智能手机的信息加密生成临时的身份标识号（Identity Document–ID）以及相互联系的时长，记录在各自的手机中，保存25天，当然手机用户看不到这些数据。如果某个手机的所有者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那么疫情防控部门就可以查看TraceTogether应用中的 ID 信息，追踪到与感染者密切接触以及次密切接触的人员，使其在第一时间收到疫情防控部门的通知信息，尽快做好应对的准备，并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

刘杰在文章中表示，在采用TraceTogether之前，新加坡疫情防控部门和警察部队需要通过对感染者进行个人访谈，查看包括行程录像、ATM 交易、航空公司、出租车公司以及手机等在内的各种数据，才能够追踪到与该感染者相关的接触者，这个过程既费力又会有很多的遗漏，同时公开的信息可能还会带来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

“人们当下正在热情地讨论行程码、场所码等这些数据的去处，其实那么多机构在推行ESG，其中的G治理中就包括了数据治理，对于数据治理，已经有许多的模型，我们国家也有数据治理相关的标准。新冠疫情至今差不多三年整了，从刚开始的措手不及，到今年各地的封控，再到当下的放开，我们的智慧城市需要落实到关注老百姓真正的需求上来了。”刘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随着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智慧城市建设应该转换思维，把管控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真正做到为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