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随着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物价水平急剧攀升、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通胀成为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通胀水平呈下降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更长期低于2%。因此，2021年全球通胀压力令人始料未及，而2022年全球通胀如何演绎仍存争议。

2021年全球通胀形势回顾

据IMF最新预测（2021年10月），2021年全球CPI同比增速将由2020年的3.2%上升至4.35%。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水平更加急剧地攀升：2021年11月，美国CPI同比高达6.9%，创近四十年以来新高；欧元区HICP同比达4.9%，创1997年有统计以来最高；英国CPI同比达5.1%，创近十年以来新高。

除终端消费品外，全球大宗商品与生产材料价格也经历暴涨。2021年1~11月，IMF初级产品价格指数涨幅达50%，其中能源品价格指数涨幅更达100%。2021年11月，美国PPI同比达9.6%，创2010年统计以来最高；2021年10月，中国PPI同比曾高达13.5%，创1996年统计以来最高。

2021年，全球经济在危机后复苏，“通货再膨胀”本是经济复苏的正常现象。不过，2021年美欧通胀率走势显然高于基数效应，需求复苏之快与供给修复之慢均超预期。

2021年，新冠疫苗推广为需求复苏奠定基础，而货币与财政刺激力度空前令需求复苏显著加快。

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一步到位地降息至历史最低水平。2020年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尤其发达经济体）货币供应量激增并持续至今；2021年1~10月，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和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分别扩张了38.2%、17.5%、21.0%、12.7%和17.6%，而2019年同期其M2扩幅分别仅为5.4%、5.3%、0.3%、1.9%和6.5%。

财政政策方面，据IMF统计，截至2021年7月，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动用了规模达其全年GDP的17.3%的财政资金（包括额外财政支出及放弃的财政收入）以应对疫情。其中，美国动用的财政刺激金额超过GDP的25%。在事实上践行现代货币理论（MMT）之下，发达经济体实现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财政融资成本的下降以及财政纪律的弱化，化作一剂“兴奋剂”，更加明显地刺激着需求的增长。

2021年，疫情反复、能源转型、供应链瓶颈与贸易保护等共同形成供给约束。全球供给修复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瓶颈，供给约束成为全球通胀走高的关键推手。

首先，2021年疫情对“供给国”形成较大冲击。2021年疫情因变异病毒的出现而持续蔓延，由于全球疫苗普及程度分化，病毒对于以美欧为代表的“需求国”冲击较小，但对于以东南亚为代表的“供给国”仍形成明显冲击。因此，疫情冲击对全球商品供给端的抑制超过对于需求端的抑制，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

其次，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暂时引发能源紧缺。2021年以来，国际油价涨幅超过60%，英国天然气价格暴涨300%以上，能源品价格的急涨凸显供给的紧缺。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显示，全球石油产品需求已基本回归疫情前水平、但并未超过，而供给恢复过慢是能源紧缺的核心因素。此外，全球能源品供给又受能源转型浪潮的影响。

再次，供应链瓶颈与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阻碍商品供给。2021年以来，全球贸易与物流成本急剧上升，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和衡量集装箱运价的货运指数（FBX）已分别上涨120%和230%以上。本轮供应链问题背后有多个“瓶颈”：一是，疫情对交运物流行业的就业修复产生持续压制，限制了相关服务供给。二是，以运输业为代表的物流能力遇到周期性瓶颈。例如，2019年以来截至2020年底，全球新造船产能周期逐渐下滑至底部，使本轮海运运力瓶颈更快到来。三是，近年来贸易保护、产业保护思想持续发酵，原本畅通的国际经贸网络已经出现堵点和断点，而各国自身的产业链建设很难及时跟上，使供应链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

2022年全球通胀走势展望

2022年，全球通胀率大概率在基数效应下回落，但可能仍高于疫情前水平。据IMF最新预测（2021年10月），全球CPI同比增速将由2021年的4.3%回落至2022年的3.8%，但仍高于2019年的3.5%。其中，发达经济体通胀率将由2.8%回落至2.3%，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将由5.5%回落至4.9%。与此同时，疫情以来，防疫政策与复工复产的差异，加上各国消费品产能周期本身有别，使部分国家与全球的通胀周期错位，例如未来中国、日本等通胀率将由底部上升，意味着不同经济体通胀走势或趋于收敛。具体来看，2022年影响全球通胀的多个因子料将变化。

第一，2022年全球经济复苏斜率放缓，全球商品供需更趋平衡。据IMF预测，2021年全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增速分别为5.2%和6.4%，2022年将分别回落至4.5%和5.1%，但仍然高于2019年的1.6%和3.7%。除了全球经济增速的回落，2022年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也可能进一步缓解通胀压力：美欧等国的需求增长重心将由商品转向服务，这意味着美欧消费需求的外溢效应将大幅弱化，全球商品总需求的增量将大幅受限。而美欧服务消费的外溢性本身不强，且美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成分为旅游业，考虑到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对于边境开放更加谨慎，该部分外溢效应更为有限。

第二，全球货币与财政刺激转向或退坡，政策余量空间有限。货币政策方面，2022年全球大部分央行均可能迈向紧缩，全球流动性收紧是必然趋势。美联储预计将于2022年3月结束QE，最新点阵图预测2022年或加息3次。英国央行在2021年12月已经首次加息，加拿大央行已于2021年10月结束QE，而澳洲央行的“鸽派”引导在市场失效。新兴市场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央行已经于2021年“抢跑”加息，如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智利等。财政政策方面，2022年大部分经济体或开始缩减赤字，试图向“稳健财政”的基调回摆。据IMF最新预测，2022年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赤字率将缩窄4个百分点左右，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缩窄0.8个百分点。

第三，全球疫情发展仍存变数，但对供给端的压制有望减弱。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出现为全球疫情发展平添了不确定性。不过，全球在抗击疫情方面已经实现的进步也是不争的事实。未来，随着疫苗针对新病毒不断改进、“加强针”推广、“特效药”上市等，新冠对居民健康的威胁或更加可控。在此背景下，全球或逐步与新冠病毒更加“和平”地相处，例如各国政府将逐步开放线下经济活动与边境管控，居民将更加积极地重回工作岗位等，因疫情造成的供给约束有望缓解。

第四，全球就业市场继续修复，在提升供给的同时，也使货币政策转向更加坚决。就业市场是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难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测算，2021年四季度全球工作时间总数仍比2019同期水平低3.2%，对应9640万全职岗位缺失。2022年，随着失业补贴退坡，以及疫情风险更加可控，全球就业市场复苏有望更加充分。一方面，就业复苏有助于提升商品和服务供给，直接缓解通胀；另一方面，在更加积极的就业数据支撑下，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紧缩或有加快的空间，间接提升货币政策对通胀的抑制。

第五，能源转型、部分供应链瓶颈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属中长期问题，仍将持续为通胀加温。首先，中国、美国及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均已明确了中长期减碳路径，各国能源转型并无退路。且未来五年，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充分替代尚需时日，全球能源转型或处于供需错位的“尴尬期”。2022年，传统能源投资或继续受抑制，继而全球能源品价格或维持相对高位。其次，在国际供应链瓶颈方面，贸易需求的降温、劳动力的逐渐修复等或帮助部分环节修复，但船舶等运输设备的供应需时更久，美欧等发达国家相关基建基础薄弱的现状短期也很难改变。再次，“全球化”退潮趋势或将延续。尤其在2022年，当经济复苏较为充分、疫情影响趋弱后，部分国家或将更投入于自身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建设，一旦国际分工合作减少，全球商品生产成本与价格或被迫上升。

对后疫情时代通胀的思考

2021年全球通胀的上升，尤其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通胀形势大超预期，对货币政策带来新的挑战，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三大问题的思考。

问题一：通胀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虽然适度通胀有益于经济复苏，但2021年美欧等经济体通胀显然过高，而经济增长与就业恢复迟缓，形成“类滞胀”局面。当通胀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胀”很可能成为“滞”的催化剂。以美国为例，美国通胀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物价上涨与通胀预期走高抑制消费信心。二是，通胀压力抑制制造业产出。三是，工资上涨“跑输”物价，进一步抑制就业复苏。四是，美国国内物价压力抑制出口、扩大贸易逆差。

问题二：通胀如何影响货币政策？

对于疫情以来的货币政策，发达经济体央行似乎达成了一定共识，在货币政策天平中更加重视“滞”，而不是“胀”。其背后的逻辑，或许有过去近十年通胀一直低于目标的坦然，也有历史上过早加息引发经济衰退的教训。但是，面对后疫情时代下需求的快速复苏和供给的滞后响应，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正在引发通胀加速的风险，央行预期引导也将更加艰难。与此同时，与发达市场的“记忆”不同，大部分新兴市场并没有体验过货币政策过早收紧之痛，更多经历的是资本外流之伤，因此更有动机去选择防御性加息。然而，本轮新兴市场的复苏节奏整体上落后于发达市场，提前加息势必抑制其经济复苏。往后看，通胀对于全球货币政策而言或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挑战。

问题三：全球通胀格局会否长期性改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长期陷入“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格局。其背后可能包括三个原因：一是有效需求的不足（如长期停滞理论所预言的），二是科技进步后的生产效率提升，三是国际贸易带来的消费成本下降。

目前来看，这些长期抑制通胀的因素可能正在变化：首先，美欧等经济体以绿色经济转型为契机，在货币宽松窗口期加大中长期财政投入，是否可以系统抬升有效需求及潜在增长率值得关注。其次，经济转型长期可能降低成本，但在新旧能源换挡的阶段，能源行业的有效生产率或暂时下降、生产成本暂时上升。再次，2021年全球通胀危机后，各国或更加重视内部产业链稳定，如美国加强基建、重振“美国制造”等，全球经贸关系可能继续内向收敛。

综上，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通胀格局有可能面临重置。2022年以后，全球通胀中枢是否迈上新台阶，发达经济体“三低”（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格局会否联动扭转，我们有了更多理由去关注和期待。

（钟正生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钟正生经济分析”，原标题为《2022年全球通胀展望与思考》，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