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为何中国居民的消费总体偏低

要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就需要了解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进而寻求突破。那么，为何中国居民消费总体偏低？我们推断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中国的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数据显示，当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其城镇化率均达到了70%以上。而中国2019年的城镇化率仅60.6%，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更低，约44.4%。

研究表明，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一方面，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如果我们用三次产业与其就业人数之比衡量其单位劳动力产出，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的单位劳动力产出显著低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因此，如果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转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收入可能提高，进而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万元，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的1.6万元。周微（2014）指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储蓄率，提高其消费意愿。安凡所（2014）指出，2011年，流动人口平均储蓄率高达46.7%，而同期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仅为25.2%和30.5%。这是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不确定性较高，且流动人口可能最终返回农村生活，为未来生活积累储蓄的意愿强烈。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获得务工地的户籍，则能够享受当地的社会保障，降低其支出不确定性，从而提高消费意愿。

此外，考虑到农村居民可能以自主种植、物物交换等形式获取食品，到市场中购买农产品的需求较少，农村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将无法体现在消费数据和GDP数据统计之中，而城镇化能够改变这一点。

第二，偏高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可能抑制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当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三者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十分接近，都在48%左右，而中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达到55.2%。可见，中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可能超出其经济发展阶段的正常水平。偏高的债务负担可能降低了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导致消费能力下降。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7年，中国政府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9%。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为8.6%和9.2%。韩国的政府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4%，虽然低于美国和日本，但也高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增加了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影响了消费的增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居民消费增长带来了额外的挑战。虽然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且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已经回落至2019年疫情发生前的平均水平，但消费增长依然低迷。为什么疫后消费迟迟难以恢复？分析显示，外出劳动力减少、就业结构变化、居民储蓄行为改变这三大结构性变化，很可能降低一段时期内的居民消费潜在增速。这种消费无法马上复原的状态，可以称之为消费的疫后“回滞”。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通过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引导居民杠杆合理增长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激发居民消费的增长潜能，使居民消费市场焕发新的生机。与此同时，疫后经济环境的新变化要求我们稳定服务业就业，进一步减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阻碍，抚平疫情对就业与消费的创伤。

（作者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原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聚焦需求侧：经济新格局下的消费、投资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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