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亲历者，WTO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近日在法国巴黎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用“耀眼瞩目”（stellar）来形容中国入世20年来取得的成就。

在谈到近段时间全球贸易遇到的种种挫折和WTO改革受阻等问题时，拉米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回到WTO的谈判桌上，且中美欧三方能就如何改善全球贸易规则达成妥协，形势有望在未来有所缓和。可惜，目前为止“美国尚未认真地想要回到WTO的谈判桌上”。

第一财经：20年前，当中国加入WTO时，你在欧盟委员会担任贸易委员。是否还记得，何时何地得知中国加入WTO的消息？

拉米：当然。中国入世对全球贸易、对中国、对全球其他国家而言，都是一件大事。我想，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我确认，中国与欧盟已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双边协议时，我知道中国入世已板上钉钉。

在此之前，中美已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双边协议。我们都知道，一旦欧美和中国就入世达成协议，WTO的其他成员方都会跟进而行。

第一财经：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耗费了近15年时间，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最大的顾虑是什么？

拉米：首先，是中国将在多大程度上开放市场。考虑到入世后，引入外国竞争对本土产业的影响，中国在市场开放的问题上，有动力也有顾虑。一方面，在开放贸易的同时，将引入更高效、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国内的生产企业恐怕就不那么开心了（may not be happy）。

其次，WTO的规则将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中国入世前，知识产权并未获得应有的保护。

考虑到上述两种情形带来的重大变化，中国入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有一个过渡期。在一些情况下，中国花费了5年或是10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入世承诺。

第一财经：回望中国入世20年，对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具有何种意义？

拉米：总的来说，这对中国和世界而言是双赢。中国赢了，看看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取得的瞩目成就。这部分是源于中国在引入外部竞争的同时，实现经济现代化。世界赢了，因为外国企业获得了更多业务和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我们用数据说话。15年前，中国的进口额远低于出口额，外部盈余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为10%。时至今日，外部盈余占GNP比重已跌至1%。这意味着中国进口要高于出口增长——这恰恰与许多人的认知相反。因此，入世后，中国获得了更低价格和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而全球其他国家通过扩大对华出口，加快经济增长。

第一财经：展望未来，你期待中国在全球贸易的哪些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拉米：我希望中国可以更大程度地参与到国际贸易的服务领域。中国在商品贸易的开放方面做得不错。相比之下，在服务业方面，例如金融业和家庭服务业等领域，仍需通过进一步市场开放来提升市场竞争。

第一财经：作为WTO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干事，你认为，WTO为什么需要改革，改革有多紧迫？

拉米：我认为改革迫在眉睫。

过去20年，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贸易大幅上升，贸易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已不可同日而语，（各成员间）对数据的存储、访问和加密形式互有不同……然而，WTO的规则并未“与时俱进”。

诚然，改革并非易事。因为主要成员方之间，特别是美国、中国和欧盟——全球贸易中的三只大象，难以达成协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美摩擦，两国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等领域的竞争。比如，美国认为，WTO对中国的一些贸易行为约束不够等等。这使得谈判无法继续开展。因此，我们需要中美更多地参与进来，而欧盟可以从中协调。

此外，WTO的组织和运作本身也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对组织的运行方式、成员与WTO之间的关系、成员与WTO秘书处和总干事之间的关系进行改革。在我看来，目前最主要的不平衡在于成员方的权力过大，而总干事和秘书处的权力太弱。

第一财经：是什么在威胁WTO的权威？

拉米：最关键的问题，中美双方是否仍然认同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基于多边规则的贸易体系。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一旦任意一方不认同上述观点，那么WTO的重要性将被大幅削弱（much less irrelevant）。我个人认为，对于全球化占主流地位的世界经济而言，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有章可循的多边体系，来确保成员间贸易的公平往来和公平竞争，并为有出口需求的企业提供必要的生产力和透明度。

第一财经：虽然全球贸易体系在过去几年遭遇多重波折，但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然是一项广泛共识。既然如此，为什么WTO的改革依旧缺乏动力？

拉米：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全球化，来帮助理解世界的（经济）运行。与此同时，当前中美之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但还远远不够（much narrower）。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有利于全人类的和平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减少中美在非经济议题上的对立（rivalry）。

美国、中国或欧盟不可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取得统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对问题是非，对民主制度等都有自己的看法。美国和欧盟也在上述问题上有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寻求达成意识形态上的协议。我们需要的是，贸易大国间就公平的经济交往规则达成足够的共识——这也是WTO存在的意义。

第一财经：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股主要力量。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区域化是对全球化的挑战还是助力？

拉米：我认为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和全球化是相辅相成的——既不可能只有全球化，也不可能只有区域化。回顾过去50年的贸易和经济历史，就会发现区域贸易一体化和全球贸易一体化之间一直存在着协同关系。

诚然，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贸易开放方面遇到了挑战，这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特朗普政府时期所制定的愚蠢的贸易政策。特朗普在处理贸易问题时采取了糟糕的（terribly）保护主义和低效方式。第二，新冠疫情冲击下，暴露了部分国家的供应链过于依赖进口的隐患。第三，后疫情时代的供需错配，导致的物流系统紊乱和半导体芯片短缺等问题。

虽然上述三者之间互有关联，但我们不应该将之混淆。

若美国能够回到WTO的谈判桌上，如果美国、欧洲和中国就如何改善全球贸易规则达成妥协，形势有望在未来有所缓和。

目前，我们尚未企及这一目标。我的观点是，美国还没有认真地想要回到WTO的谈判桌上。

第一财经：一些观点认为，疫情或加速就业回流、重建全球供应链。你在2020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说：“全球化是有效且痛苦的，去全球化是无效且痛苦的。”新冠疫情已近两年，你是否依然认同这一观点？

拉米：是的。新冠疫情对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某些阶段导致了暂时性的“去全球化”。但我认为，这只是短期的。在疫情的冲击下，一些成员方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众，导致暂时性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

虽然，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将不同于以往，但总的来说，伴随经济数字化和数据的广泛流通，各国经济和贸易的相互依存只会有增无减。

第一财经：你如何看待中国20年来推动全球开放合作的努力？对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拉米：20年前，我们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不幸的是，我们现正处于一个不同的时期。现在，地缘政治的地位比地缘经济更重要。这是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而美国将之视作一种威胁。

我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朝着20年前的方向再平衡。如果这个世界是由地缘政治，而非地缘经济所驱动的，那么它将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这不是我所乐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