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以来，稳健货币政策在推进经济恢复、保持就业和物价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当前，货币金融领域存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现象，需要理性地分析判断银行货币创造功能与货币政策效应。

信贷与社融

信贷和社融是观察货币政策运行效应的重要领域。2021年以来，信贷和社融增速明显放缓。2020年前三季度信贷增量和社融增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多增2.63万亿元和9万亿元；而2021年前三季度信贷增量和社融增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多增4616亿元和少增4.87万亿元,增量出现明显下降。2021年三季度末信贷增速为11.9%，比2020年一季度信贷增速12.7%要低0.8个百分点。2021年三季度末社融增速为10.0%，同样低于2020年一季度的11.5%。2020年一季度是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阶段，而2021年三季度是在经济复苏一年半之后，信贷与社融增速已降至疫情之前水平。还需要关注的是，2021年前三季度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量较2020年前三季度多增1.2万亿元，而2020年前三季度则较2019年前三季度多增了2.87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量也出现较大的下降。

这种信贷和社融增量上的变化，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即经济恢复了，货币政策没必要持续保持扩张。但从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的要求看，2021年前三季度GDP增速超过了10%，但信贷和社融增速却出现下降。既然货币政策并没有为应对疫情冲击而大幅宽松，那么经济走向恢复之路后，信贷与社融也就不应该明显收紧。另一方面，信贷与社融明显放缓可能反映了市场需求不足，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发展预期偏向谨慎。

重要的是需要认清目前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状况。2020年下半年以来，银行业存量存贷比一直保持上升趋势。2021年9月末银行存量存贷比已经达到82.5%，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存量存贷比分别为77.05%、77.78%、86.69%、82.95%和92.54%；同期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存量存贷比则普遍超过90%，部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存量存贷比甚至超过110%。同期金融机构增量存贷比为100.6%，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增量存贷比分别为109.7%、106.8%、129.0%、108.1%、138.0%，均高于100%，甚至几家大型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增量存贷比超过了120%。

目前，中国银行业存贷比状况是十分罕见的。尽管商业银行存贷比是个监测指标，但其水平之高反映银行体系负债紧张的状况是个客观事实，不能不引起重视。2021年初以来，银行业各项存款增速明显放缓，三季度更是降至9%以下，而信贷增速则仍在12%以上（除9月增速11.9%之外），表明未来存贷比依然存在上行压力。

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是银行的重要负债来源，但银行在市场发债融资会受到监管指标制约，不存在大幅扩张的空间；而货币市场的资金为短期性的，难以大量用作银行中长期信贷投放，否则期限错配会带来风险，也为监管指标不允许。在主要负债来源增长明显慢于资产增速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市场融资来源，除去准备金和备付金，未来大中小银行能够提供的信贷增量可能较为有限，在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复苏方面很可能力不从心。

货币市场利率与广义货币M2

价格是观察市场流动性的重要角度，目前的市场情况是短期利率和中长期利率表现各异。一般认为，长期利率代表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受宏观经济基本面影响较大，而短期利率则受当前流动性宽松程度影响较大。长期利率上行减缓或开始回落反映未来经济增长预期降低，短期利率上升反映信贷收紧，二者利差收窄预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2020年以来，短期市场利率围绕逆回购利率上下波动。2020年1月末7天逆回购利率降至2.4%，后于2020年3月末进一步降至2.2%，带动短期市场利率下降。7天存款类机构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DR007）在2020年末、2021年一季度末、二季度末、三季度末分别为2.46%、2.29%、2.55%、2.27%，10月期间降至1.83%后又回升至2.34%，目前基本维持在2.20%上下波动。短期利率较为平稳并处在相对较低水平，主要得益于央行的积极调控。

与此同时，中长期利率则呈下降趋势，2020年4月至今，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维持在2.95%，一年期LPR同步维持在3.85%。而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则呈下降趋势，由2018年二季度的5.94%降至2021年二季度的4.93%。

2020年11月末至今，我国国债收益率略呈下降趋势，但利差保持基本稳定。一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0年末、2021年一季度末、二季度末、三季度末分别为2.60%、2.59%、2.45%、2.32%；同期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为3.22%、3.22%、3.14%、2.88%。2021年十年期与一年期国债收益率平均利差为0.68%，利差维持在0.48%~0.88%之间，保持基本稳定。目前短期利率基本稳定，而中长期利率有所下降，可能表明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有些担忧。

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8.3%，较二季度末增速环比小幅下降0.3个百分点，同比回落2.6个百分点；M2与年化名义GDP之比为209.3%，较2020年末大幅下降6.0个百分点。现实中的广义货币M2是由银行通过贷款等信用扩张创造而来的，广义货币创造的直接主体是银行。M2增速明显放缓，直接反映的是银行信贷扩张放缓及其货币创造功能的减弱，这一点与上述信贷运行变化状况是相吻合的。

超储率与货币乘数

近20年来，我国超储率持续下降。超储率由2000年一季度的6.8%持续降至2021年二季度的1.2%；其中，2011年二季度曾一度达到历史低位0.8%。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上存央行的除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外的资金，央行还为之支付给商业银行利息。央行为鼓励商业银行上存资金，一度曾给予不低的利率。2008年11月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由0.99%降至0.72%，直至2020年4月才降至0.35%。

超储率的高低一定程度受到央行调控的影响，但主要受商业银行行为的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充分时，通常超储率相对较高，反之亦然。而超储率的趋势性下降还受到支付体系便捷化、银行流动性和精细化管理能力提升，以及金融市场融资便利程度提升的影响。当然，财政集中支出、经营考核和银行财务核算等因素也会影响超储率，导致其出现季节性和阶段性波动。但影响超储率的重要因素，甚至阶段性的决定因素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状况。

2018年7月以来，银行体系存贷比持续上升，达到通常难以接受和想象的水平。这种情形与目前超储率维持很低水平所反映的问题是一致的，即银行流动性持续偏紧。超储率很低反映出银行业负债增长跟不上信贷增长，但反过来也表明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功能处在较低的水平。这会削弱货币政策调节的效力，通常情况下需要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来加以调节，以支持银行货币创造功能。

近年来我国的货币乘数持续走高，由2011年底的3.79倍升至2021年9月的7.22倍。货币乘数是相对变量，增减由货币供应量和基础货币变化决定。在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下，政策调控因素是影响货币乘数的决定性因素。货币乘数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与经济运行是负相关关系，即经济越热，货币乘数越低。这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传统理论和海外经验明显不同。在成熟市场经济体货币调控框架中，货币乘数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超储率决定的；而我国货币乘数则基本上由存准率左右，背后反映的是货币政策的松紧调节，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

研究表明，存准率的变化可以解释我国70%的货币乘数变化。自2011年以来，我国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准率进行了15次下调，由21%降至目前的12%，降幅约为58%；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准率进行了17次下调，由19%降至目前的9%，降幅约为53%。与此同时，货币乘数则从3.79倍升至2021年9月的7.22倍，其对应关系基本上是清晰的。货币乘数变化存在惯性，近十年来这种惯性表现得十分明显。2018~2020年每年降准3次，2021年降准1次，货币乘数却仍然在高位徘徊，但未来大幅降准空间十分有限。当前的货币乘数上行惯性有可能处在历史峰值状态，之后很可能进入回调过程。

传统理论认为，货币乘数与货币供应量有着正相关关系，而与利率则有负相关关系。从中国近十年的货币和利率运行情况看，这种关系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如图4所示，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货币乘数与广义货币M2和人民币信贷有着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自2011年以来，随着货币乘数持续走高，广义货币M2和人民币信贷增速是持续走低的。2008年12月末，货币乘数为3.68倍，人民币信贷增速为18.76%，广义货币M2增速为17.82%；2021年9月末，货币乘数升至7.22倍，而人民币信贷增速和广义货币M2增速分别降为11.9%和8.3%。可见，货币乘数与广义货币M2和人民币信贷都分别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较多，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逻辑关系。

如图5所示，在2008年至2010年间，货币乘数与短期利率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但在2011年之后，短期利率虽然波动幅度变化较大，但基本上是在同一个区间，并未与货币乘数变化之间形成负相关关系。因此，在新的货币金融环境下，不宜采用货币乘数来衡量货币政策效应。

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

尽管三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中国金融体系仍是以间接金融为主，银行业仍然提供了约三分之二的融资。近年来我国央行已摆脱了由外汇占款大幅增长导致的被动扩表行为，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在现行的中央银行体制和商业银行体制下，广义货币M2的创造取决于银行行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取决于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以及价格传导能力。

观察一定货币政策操作下的流动性状况，关键是要看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具体来说主要看三项指标：广义货币M2、人民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利率水平可以较好地反映不同时期流动性状况，但在央行运用多种工具积极调节短期市场流动性的条件下，货币市场利率有条件处在平稳运行的状况，持续保持合意水平。近十年来的实践表明，社会融资规模构成尚有不足，即还应该包括一些更多的内容，使之更为全面。因此，往往社会融资规模会受到部分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阶段性波动，如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发行。

前已述及,广义货币M2的创造主要是由银行所为。因此，市场流动性状况的判断很大程度上要看银行信贷是否合理增长，进而说明银行货币创造功能是否正常发挥。这种观察方式在过去存贷款增速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在当今的条件下，还要观察存款的增量变化状况。近年来银行存款增长持续低于贷款增速状况，明显改变了过去存贷款增长基本同步的态势，这表明银行体系货币创造功能在明显减弱。

近年来，存款增速持续低于贷款增速，银行存量存贷比和增量存贷比持续走高，超储率则持续在低位徘徊，以及持续大幅降准后上述状况依然未有根本改观等，都是银行体系货币创造功能削弱的真实写照。这种状态可能是金融体系以间接金融体系为主向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并重转变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问题是需要清醒认识到这种深层次的变化，在市场流动性调节时充分考虑到这种变化的效应，改变传统的观察视角和操作方式，以使货币政策效应达到最优。

2022年的货币政策

如果说2021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是稳健偏紧，那么7月以来则进行了稳健偏松的调节，包括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货币市场以净投放为主，以及具有总量、结构和价格三者合一效应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推出。但货币政策稳健基调仍未改变，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2021年三季度以来，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增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上升；稳增长、保就业、稳物价、促平衡和防风险等多种需求同时存在，而稳增长和防风险的目标则更为重要，2022年经济运行可能需要货币政策依然稳健偏松，但并不存在大幅宽松的必要和条件。

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实现基本匹配，既要认识到这种目标的实现并非只是个时间点，而应该是一个区间；又要看到在经济运行的不同状态下，货币政策还需要有前瞻性，即当经济有下行压力时需要加大扩张力度，反之亦然。在目前经济增速明显下滑时，稳健的货币政策朝偏松方向调节的力度可以适度加大，包括使用总量工具、价格工具及与其效应相结合的其他工具，以保持经济在未来一个阶段能够平稳健康运行。

展望2022年，银行体系存贷比仍有可能在波动中继续走高；而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逐步落地会增大央行资产，作为全球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较快的央行，有调整负债端以对冲资产扩张的需求，此时继续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会成为较为合理的选择。在2022年国内CPI可能明显走高、美联储存在加息可能的情况下，为保持境内物价、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平衡运行，2022年政策利率可能不会有大的调整空间。

（连平系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王运金系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