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世界各国出现能源紧张状况。能源短缺背后，是一场在碳中和目标下实现新旧能源转换的全球行动。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中外专家就“气候变化与可持续金融”问题展开研讨。

要控制好转型风险

全球低碳转型过程中，新旧能源结构过渡风险往往被低估。过去关于能源结构衔接和转换的研究常暗含着一种假设——减少碳排放与新能源发展同时进行，新旧能源结构在替代过程中可以实现无缝衔接，因此不用过于担忧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供应问题。但是近期发生的全球能源紧张局面表明，新旧能源无缝衔接的假设是错误的。

与会嘉宾指出，短期内，低碳转型将抬高生产成本，可能加剧通胀压力，影响经济增长。同时，能源、钢铁等高碳行业的就业岗位也可能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能源是现代经济的命脉，尤其对像中国这种传统能源占比较大的经济体来说，如果能源系统出现问题，其影响会更深远。因此，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要控制好转型风险，实现新旧能源结构替代的平稳过渡。

新旧能源转化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新能源的波动性远超预期，替代风险较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李克平认为，从物理属性而言，新能源的质量仍然存在很多瑕疵，稳定性较差。在气候异常面前，风电、光电、水电等新能源远比传统能源更脆弱，波动性更大，这可能导致供应不足，从而引发能源危机。在技术尚未实现重大突破时，随着新能源的使用比例越来越高，供应的波动性将会加大，带来的挑战也远超预期。尽管新能源储能技术可以作为一项解决方案，但该技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尚未成熟，因此在新能源缺乏自发调节工具的情况下，必须依靠传统能源来解决新能源波动时出现的缺口。

第二，低碳转型资本需求较大，所需投资不足。不少权威机构对我国的低碳转型投资规模进行了估算，认为资本缺口在数百万亿元。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周小川估计，为实现“双碳”目标，中国未来30年需投资大概283万亿元。中国金融学会绿金专委会主任马骏团队进一步考虑了生态环保项目和流动资金的需求，预计我国需投资487万亿元。尽管当前中国绿色资产规模已逾15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但仍与此目标相距甚远，所需投资不足。

增加绿色投资主要面临以下障碍：绿色投资基础设施仍然薄弱，缺乏标准化数据和统一标准；绿色投资评级体系尚未统一，各机构投资行为更多依据主观偏好；ESG产品政策引导力不足，缺乏强制性。当前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产品存在监管空白，在货币政策、MPA考核、市场准入、审批备案、监管评级等方面均缺乏政策引导。

第三，未来收益无法对冲现实风险，动员阶段的“两分法”思维不再适用。李克平认为，传统绿色金融相关研究经常使用“两分法”来分析低碳转型过程中的行为、问题和政策，同时分析其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再作对比。这种分析方法更适用于动员阶段，一旦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就必须采取更务实的分析思路，抓住问题的本质，探索解决办法。因为在理论模型中，正负效应可以对冲掉，但现实中所有的问题和负面影响都是切实存在的，不会因为未来有收益就在当下自动对冲掉，这就导致企业和个人必须正视和解决眼前的难题。

政策启示

第一，市场支撑，发挥碳市场的跨期平滑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认为，应该不断强化碳市场功能，运用金融力量推动碳定价机制的建立完善和高效运行。国际实践表明，成熟的碳市场，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作为全球碳排放权最大的供应国，我国碳市场应该充分发挥碳市场在碳减排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作用，加强对全国碳市场的金融支持。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建立碳市场需要做好基础性工作，当务之急是在碳核算的基础上，每个企业都建立碳账户。另外也有专家建议，应重视碳配额市场的跨期交易功能，因为新能源供应具有不稳定性，发挥碳市场的跨期交易作用有助于平滑新能源波动对供应的负面影响。否则，新能源供应的不稳定可能直接传导为经济活动的不稳定。

第二，政策引领，完善基础设施和投资机制。多数与会嘉宾认为，应该完善绿色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政策引领，具体包括强化信息披露和统一指标体系、增强绿色投资政策的导向性和强制性等措施。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认为，碳排放具有负外部效应，投入产出缺乏经济效益，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把负外部效应的成本内生化，从而使其具有正外部效应。

世界银行发展政策与伙伴关系副行长Mari Pangestu表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绿色转型中承担不同的角色，需要在政治上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投资。其中，政府和多边银行等公共部门发挥资金提供者的作用，而私营部门负责调整资产用途。应该重视私营部门的参与并对其给予一定补贴，通过降低投资成本以减少风险。

第三，先立后破，增强能源政策的时间弹性。在长期的转型过程中，需要秉持理性务实的态度，在实现低碳的约束条件下保证新旧能源结构的平稳转换。多数与会专家提议，能源相关政策应该遵循先立后破的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在时间上增加一定的弹性。只有在新能源技术和供给充分的情况下，传统能源才可以完全撤出，否则可能影响正常的供需秩序，出现能源供给缺口，从而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四，国际协调，落实资金和技术的多边合作。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原特别顾问Jeffrey Sachs认为，市场不是脱碳的主要载体，监管和法规才是主要的工具，碳中和行动应有政府规划和计划。不仅每个国家要有内部规划，全球也应该有协调一致的计划。从公用事业的发展经验来看，所有能源系统都需要政府通过规划来部署，否则很难实现转型。比如废止燃煤发电、淘汰燃油汽车、规划可再生能源的区域性电网等规划都属于监管措施，同时还需要统一协调土地使用、电网发展等城市规划。但是现在在国家地区乃至全球层面都缺乏应有的规划，G20应考虑成立计划小组来规划能源转型。

可以看到，在国际协调减碳中，实现碳中和的路径和资金相对清晰，缺乏的是政治合作，比市场更重要的是创造有利的监管环境。

其中，通过多边合作来落实资金是最重要的规划之一。据估算，全球每年应投入至少1万亿~5万亿美元以促进低碳转型，但目前仅有多边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每年约1000亿美元的持续投入。建议各国在G20的引导下，加强与多边开发银行的合作，以推动资金到位。Mari Pangestu等外国专家表示，技术合作和共享也很重要。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知识产权不该成为主要障碍，应该推动知识和技术的广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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