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走向分化:发达经济体转向在即,中国“稳字当头”

近来,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关注的焦点,也是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快速恢复、通胀持续高位徘徊正使发达经济体央行开始释放货币政策转向信号。

业内关于这种转向对国内金融市场影响的讨论正在升温,部分市场人士担忧国内资本外流的风险。对此,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内资本流动整体较为平稳,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外流,但我国基本面稳中向好,整体资金外流压力相对有限。

展望未来,业内的共识在于,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以我为主、稳字当头。在经济不存在明显风险的情况下,主要运用数量型工具和结构性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资本外溢风险可控

自去年以来,为应对疫情冲击,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实施了超宽松货币政策。政策刺激和疫苗接种双重因素推动下,全球经济实现了快速复苏,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2021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疫情前水平,欧、英、日也接近疫情前水平。

然而全球经济快速复苏的另一面,是通胀压力的持续走高。经济快速恢复、通胀持续高位徘徊促使发达经济体央行开始释放货币政策转向信号。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日前在2021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称,美联储缩减购债的行动可能很快就会开始,金融市场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预期,首次加息时点预期也已提前至2022年下半年。欧央行、英国央行等其他央行也普遍强化了紧缩立场。

在此背景下,市场上对于国内资本外溢的担忧也在加剧。上一轮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就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形成较大冲击,2014年中美元指数开始快速升值后,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大幅资本流出。2015~2017年初,我国外汇市场也遭受较大冲击,人民币贬值伴随着资本流出、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在历史上看,曾经对我们有过较大影响,但这次影响应该可控。”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一方面,中国贸易顺差在今年明显扩大,而贸易顺差扩大将有助于资本的流入;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增速,再加上资本市场加速开放,目前市场上资本流动总体较为平稳。

连平还说道,“同时,我们在资本流动管理上已取得了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不大可能会出现资本大规模外逃带来货币持续的贬值,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外流,人民币汇率也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贬值压力,但这一压力并不会特别大。”

潘功胜也表示,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周期中,美国与非美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差和货币政策差均小于上轮紧缩周期,预计将限制美元升值空间;同时,当前新兴市场面临的资本外流风险也弱于上一轮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

“预计我国外汇市场受本轮美联储政策转向的影响可控,跨境资本有望继续双向流动,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潘功胜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更好的周期位置;人民币汇率弹性也有所增强,可以更好地发挥自主调节作用;我国资本流入结构优化,对外投资稳定性增强。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也对第一财经称,全球央行货币政策收紧的确会引起一定程度的资金外流,但我国基本面稳中向好,资本项目并未完全开放且外汇储备充足,总体来讲,资金外流可能相对有限。

明明进一步提出,面对可能出现的资金外流,我国首先可以继续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双向波动,防止汇率超调引发资金外流;其次,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加强跨境资金的监测和管理,当出现大规模资金异动时,给予适时适当的管理;再次,还应继续提升产业和产品质量,保持出口竞争力和适度的贸易顺差,通过经常项目对冲可能出现的资本项目资金外溢。

未来仍将“以我为主、稳字当头”

随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在即,各方对国内货币政策如何应对也颇为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近日表示,从我国来看,2020年应对疫情以来,我们实施正常货币政策,2020年5月以后货币政策力度逐步恢复正常,今年已基本回到疫情前常态。

“今年以来,考虑到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主要经济体可能的货币政策调整,人民银行作了前瞻性的政策安排,降低了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外溢冲击。”孙国峰称。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95%附近,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跨境资本流动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49元,较2020年末升值0.6%。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较2020年末升值5%。

基于此,业内的共识在于,未来稳健的货币政策仍将“以我为主、稳字当头”。“当前全球央行的确开始转向收紧,包括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但是这些经济体央行开始收紧政策的核心原因在于疫情之后实施了零利率以及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明明对第一财经表示,而我国在去年5月货币政策就已经回归正常,因此全球货币政策收紧的大环境对于中国货币政策影响总体有限,我国货币政策主要还是“以我为主”来应对国内经济形势变化。

另就国内经济形势来看,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具有较强韧性。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8%,CPI温和上涨。“在此背景下,我们觉得我国货币政策将大概率保持稳健中性的基调,这也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定力,同时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进行微调。”明明告诉记者。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颜色也对第一财经表示,总体上,我国商品出口依然非常强势,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小,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货币政策可能还是以结构性货币政策为主,同时兼顾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短期来看,明明认为,四季度货币政策不会出现大的变化,降息降准的概率均不大,货币政策将通过OMO(公开市场操作)+SLF(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的方式熨平资金波动,结构性支持经济。

“明年来看,货币政策大概率依然会保持稳健中性的基调,在经济不存在明显风险的情况下,主要运用数量型工具和结构性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明明说道。

连平则对记者表示,未来货币政策需要稳健偏松和适度前瞻。他进一步分析道,鉴于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明年初GDP基数较高,再考虑到CPI难以大幅上升,市场需求偏弱,信贷、社融增速持续下降等因素,结构性金融问题仍在,局部存在风险隐患。同时,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重要性明显上升,货币政策需要以我为主,稳健偏松,适度前瞻,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信用适度扩张,使得市场融资成本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