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一波Delta疫情高峰已过

全球大部分地区不断放松防控措施，疫情自然回落。

Delta病毒在很多地区引起了疫情反弹，新增确诊病例大幅反弹，但在疫苗的保护作用下，新增死亡人数反弹幅度明显小于确诊人数。自8月下旬开始，全球新增确诊和新增死亡人数明显回落，而这发生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在不断放松防控措施的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感染率被严重低估，可能已达到群体免疫的拐点。

之前大部分观点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疫苗接种率低，一旦放松防控疫情就可能卷土重来。但通过分析印度的疫情演变情况，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自然感染率可能被严重低估，这可能与检测能力不足有关，还可能与人口结构年轻、无症状或轻症比例更高有关。

用印度机场总载客人数来代表印度防疫措施的严格程度，观察印度每月新增确诊人数和新增死亡人数。Delta变异病毒自3月份开始流行，防疫措施在4、5月份明显收紧，疫情在5月份达到最高点。随后自7月份开始，防疫措施明显放松，但疫情没有出现反弹，而一路回落至接近Delta病毒流行之前的水平了。在不断放松防疫措施的情况下，疫情自然回落，最合理的解释是人群对Delta病毒已经达到了群体免疫的感染率。

由此可以推测，一些与印度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已经达到对Delta病毒的群体免疫了，在出现新的突破免疫的变异之前，即使放松防控，疫情也将继续回落。

二、疫苗接种后新冠是否变成了“大号流感”？

新冠肺炎流感化证据目前仍不充分。

目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以流感化对待的最主要的理论依据是：疫苗接种后，新冠病毒的病死率与流感达到同一数量级。由于Delta变异的出现，多国出现了大量突破疫苗保护力而传播的疫情，因此不好直接评估疫苗对Delta病毒传播的保护力，但有足够多的数据证明，接种疫苗后重症率和病死率明显下降了。

新冠肺炎流感化目前的证据仍不充分，主要原因有两点：

首先，病死率的数据可能存在分歧。新冠肺炎和流感都存在大量的轻症甚至无症状感染者，不会去就医，很可能漏统计。比如流感，根据不同国家的官方数据计算的流感病死率可能出现数量级的差异。美国疾控中心每年根据模型估计流感的感染人数，而没有直接统计的数据。

其次，病死率和传染速度共同决定疫情的危害程度。即使病死率差不多，如果传染速度快很多，传染面大很多，则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对公共卫生系统的压力都会大很多。比如，假如新冠肺炎和流感的病死率都是千分之一，流感在美国一年的感染人数在2000万人左右，则造成的死亡人数在2万人左右，但如果新冠肺炎疫情一年感染人数有2亿人，则造成的死亡人数就是20万人左右。

以以色列为例，疫苗保护下且没有发生突破免疫的变异之前，新冠肺炎危害降到流感水平。本文以最早达到较高接种率的以色列为样本，做粗略推算。

以色列在3月底疫苗接种率就达到了60%，加上一些自然感染而获得免疫力的，应该已经达到了群体免疫的水平。之后每日新增病例和新增死亡人数都大幅下降，直到6月底Delta病毒传入并开始传播。

如图表3，这3个月期间以色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约240个，考虑到疫情的季节性不明显，换算成全年则是240*4=960，由于没有找到以色列的流感死亡人数数据，不妨按照人口规模换算后，与美国的流感死亡人数对比。美国人口规模是以色列的35倍左右，所以换算后的每年死亡人数为960人*35≈3.4万人。而美国过去十年每年流感死亡人数的平均值约为3.6万人。可见，在疫苗大面积接种后，未发生Delta变异之前，新冠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数在可比口径下与流感相当。

发生Delta变异时，即使疫苗降低了病死率，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仍是流感的约9倍。

Delta变异病毒在7月底开始在以色列流行，死亡人数滞后两周左右开始增加，自8月中到目前约2个月的时间了，新增死亡人数约为1500人，新冠肺炎的季节性不明显，换算为全年则是1500人*6=9000人，按美国与以色列人口规模换算：9000人*35=31.5万人，大约是美国过去十年流感死亡人数均值的9倍。

自然感染达到群体免疫与大面积接种疫苗的效果比较接近。

以色列是通过大面积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在面对Delta变异时，免疫失效比较明显。那如果是通过自然感染达到的群体免疫，免疫效果是否比疫苗接种更好呢？从印度的疫情表现来看，两者的免疫效果可能比较接近。

仍用民航总载客人次来代表印度防疫措施的松紧程度，印度的第一波疫情在2020年9月见到高点，之后较快回落，其间的防控措施是不断放松的。对于一个传染系数如此之高的病毒，明显放松防控的情况下，疫情稳步回落，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印度已经达到了群体免疫（实际感染率远超官方确诊数据）。

但在今年3月份出现Delta变异后，疫情急剧恶化，迎来第二波。可见，Delta变异也突破了自然感染形成的全体免疫。由于印度第二波疫情的传播速度远超第一波，因此第二波达到群体免疫（对Delta的免疫）的拐点需要的时间可能会明显短于第一波。

三、疫情缓解后，全球供应链恢复还要多久？

疫情造成通关缓慢可能不是全球运力紧张的最主要的原因。

疫情发生后，尤其是各国经济陆续重启以来，全球的航运异常紧张，运价物价大幅上涨，大部分观点认为疫情导致的通关变慢，以及疫情后复苏的不同步，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从各国进出口总额以及全球主要港口的吞吐量来看，大多都已经恢复甚至超过疫情前的水平了，说明通关缓慢的问题已经不明显了。

从数据上看，疫情后经济重启不同步的影响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比如，印度、越南、印尼、巴西几个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以及进出口的差额，都在今年二季度左右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了。此外，从中国的出口数据来看（因为印度、东南亚复苏滞后会带来中国出口份额的提升），虽然出口金额的增幅仍比较高，但排除价格因素来看主要港口的吞吐量就会发现，6、7、8月份港口吞吐量的同比增幅已经接近0了。从中国主要港口的吞吐量也可以看到，疫情后经济重启不同步给中国带来出口份额提升比较明显的是2020年的7~9月份以及2021年4~5月份（考虑了基数影响）。

美国撒钱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可能更大。

通过分析全球主要港口（有公布月度数据的）的进、出口吞吐量，发现大多数国家的进、出口吞吐量都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只在2020年上半年疫情期间造成了较明显的波动，随后向正常水平恢复。只有美国在疫情发生以来，进口吞吐量持续大于出口量，这会直接造成空集装箱的堆积和打破全球航运网络的平衡。

我们推测，美国在疫情后给居民直接大额补贴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可能更大。首先，直接大额发钱会造成美国需求超预期爆发，如房地产的火爆，会大幅拉动进口。其次，大额补贴降低了工人的就业意愿，供给的复苏明显赶不上需求的爆发，造成进口上升速度持续超过出口。此外，大额补贴对港口、货运等底层工人的就业意愿影响最大，劳动力缺乏会直接加剧港口、货运等环节的问题。

逆全球化和对未来疫情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全球供应链。

全球化进程受阻的力度可能超预期。一方面，海外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正在快速缓解，但病毒存在未来再次发生不利变异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下，各国都会更注重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另一方面全球都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疫情后的货币放水更加大了这一趋势）、民粹主义抬头等问题。

在全球化进程受阻的背景下，各国都追求自主可控和制造业回流，这会人为干预全球供应链，而这一影响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内都存在。自疫情后复苏以来，中国和美国制造业都提升了库存，尤其是原材料的库存，这一方面可能受原材料涨价以及未来需求上升的预期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有降低供应链不确定性的考量（比如芯片，大部分企业都有增加备货的意愿）。

四、能源结构性短缺可能超预期，但不会发生能源危机

传统能源领域的投资近年来明显下降，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在全球减碳的目标路线下，传统能源领域的投资近年来明显下降，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剧了这一趋势。

传统能源企业减少传统能源领域的资本开支，纷纷转向投资新能源领域，但新能源的投资转化为新能源供给需要时间，造成传统能源短期可能存在缺口。

疫情和天气引起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造成天然气和电力短缺。

从美国页岩油和页岩气、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变化来看，天然气的产量水平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了，而石油产量仍明显低于疫情前。可见，天然气短缺的主要原因不是供给端出了问题。天气异常造成欧洲等地区对电力和天然气需求超预期可能是天然气短缺的主要原因。

不会发生能源危机，但天然气、煤电的短缺可能超预期。

与前几次主要产油地区的军事冲突造成石油危机相比，本次能源短缺将会是短期和结构性的，不会发生能源危机。从OPEC的产量和美国油气钻井数来看，都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具有较快增产的空间，不会出现能源全面短缺的状况。但各国在减碳目标下转向清洁能源，可能引起天然气和电力的供需缺口超预期。

（李迅雷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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