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会议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财办相关人士强调，共同富裕不搞“杀富济贫”，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同时还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共同富裕。

首先，共同富裕是新时期发展的宗旨，表明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阶段结束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很难富裕起来，必须有一些人敢于冒险，在他们先富的过程中找到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过去40年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壮大了，但是一些结构性问题显露出来。西方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的城镇化率超过90%，中国只有60%多。由于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不足，所以中国存在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乃至收入差距的现象是必然的。因此，共同富裕是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全面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宗旨。

其次，迈上人均GDP1万美元大关，意味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剩余，进入买方市场，需要投资与消费两驾马车拉动经济。同时，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消费大国，是国际市场中的最大买方之一。要在内循环和外循环中有效发挥买方作用，必须做大与夯实中等收入群体。中央财经委会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在笔者看来，扩大与夯实中等收入群体，一要消灭贫困，这是底线问题，不能让工薪阶层生一场大病就面临家破人亡的危险。二要从薪酬（含工资和福利）、资本利得（收益税）、资源占有（房产税等）三个方面减少收入分配差距。唯有如此，中国14亿人口的消费能力才能不仅够强，而且能够均衡持续，让我们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有些人担心共同富裕是“杀富济贫”，这是对共同富裕的误解。初次分配、再分配的调整需要一系列政策和过程，追求短期效应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所谓第三次分配，更多是指在互联网社会，基于大数据决策优化资源配置，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例如，基本保健作为优生优育和健康养老的基础设施进入社区，实现“一小一老”的医护可及性，是抑制社会风险、降低生活成本和提高福利水平的有效措施。因此要求三级公立医院做龙头，建立专科联盟或者紧密型医护共同体赋能基层，加强健康管理、让居民少生病，龙头医院治重症，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减少贫困、提高福祉。

同时，讲共同富裕需要改变发展观。过去40年，一些人靠投机、冒险、拉关系和寻租（腐败）获得的暴利，主要来自圈地利润，如今这个时代彻底过去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科技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阶段，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每小时的劳动报酬。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应该如何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呢？

一是实现城镇化的策略不再是圈地盖房。要适度保留农业用地，特别是粮食种植用地，在多极化的国际环境中，粮食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不能太高；要实现农村居民城市化，土地实行现代化生产经营，改农村人口为农业生产经营人口，逐步缩小其总人口占比。

二是促进就业是系统工程。要从健康管理和多元教育两个方面提高人力资本，去适应多样、流动的新业态，伴随企业短期化、小型化和低成本的发展趋势，单位就业规模必然减少，平台经济与灵活就业是必然趋势。公共政策、个人规划、薪酬福利、社会保障都要随之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同时兼顾上游生产者、中间平台经营者、下游递送者以及消费者的利益，找到利益共赢的治理措施，而不能支持一方即打击另一方。

三是涉及老百姓基本需求的资源要合理配置。住房、医疗、教育三个领域，涉及优生优育和健康养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以公共资源生产公共产品，以社会资源生产准公共产品，以私人资源生产私人产品，不能错位发展，如果公共资源被“搭便车”用于不该享用的人，就意味着更多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基本保障。以养老服务业为例，需要跨行业和产业的综合发展，以及具有买方定价和有管理的市场。要满足中产阶层和大多数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支持居家养老，就需要优化土地资源和医护资源的配置，政府要做好养老服务事业规划，企业要按照需方定价选择自己的定位，才能找到盈利模式。

（作者系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作者

• 杨燕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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