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文出版界对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作品的引进，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2005年地理学家周尚意等翻译出版《逃避主义》以来，《无边的恐惧》《恋地情结》《空间与地方》《浪漫地理学》《制造宠物》等学术著作，以及《回家记》等随笔作品的陆续出版，在社科阅读领域创造了一个绵延十余年的“段义孚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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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青年学者和读者得益于段义孚思想的传播，他的方法和文字引导一代又一代爱好者对地理学产生兴趣，并进一步思考自身在世界上的位置与处境。《我是谁？》的译者之一、地理学者刘苏也是其中一员，他也是《恋地情结》的译者之一。

《我是谁？》

[美]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

也人丨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8月

第一财经：十几年来，段义孚著作的中译本已经出版超过十本了，多家出版社都在引进他的书。你认为阅读段义孚的热潮是否存在？从你的角度来说，《我是谁？》这本自传有什么样的价值？

刘苏：我自己能明显感受到目前存在的“段义孚热”，或许很多人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在当下的中国能产生阅读段义孚的热度，其原因很值得思考、玩味。我想，最直接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段义孚的文字能引发人的共鸣，这在于他文字里的情。

他这本自传传播得非常广，可以让更多人对地理学产生兴趣。作为一名地理学工作者，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他的书可以唤起更多人对个体价值的重视。

我们都知道，东方传统文化强调集体观念，集体重于个体。但是在个体原子化的后现代社会里，在80后、90后、00后这三代人身上，个体性越来越凸显。从不同代人的说话方式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我父母辈50后、60后喜欢用“我们”这个词来表达观点，80后就爱用“我”了。对个体意义的寻求呈现出增强的趋势，个体性成为当下必须去面对的现象。

段义孚强调个体意义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很契合这样一个时代。他不像那些书写时代孤独意象的言情小说家，仅契合一部分人的口味。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大师、英国和美国的双料院士，他的作品更能以主流学术的姿态，进入到普通大众的阅读当中。这本书产生的意义或许会是非常深远的。

段义孚自称是一个“无根的人”。今天中国社会的“无根的人”很多，比如“北漂”“沪漂”，很多人群体现出无根、孤独、漂泊的心灵现象。段义孚因此能跟很多人产生共鸣，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今天社会虽然物质发达但精神缺失的部分，能够吸引读者跟他共情。这也是时代氛围的产物。

第一财经：你与段义孚的交往如何？作为一个地理学者，你受到他哪些方面的影响？

刘苏：读博士期间我参加周尚意教授的读书会，认识到了段义孚的思想和其他地理学流派的众多学者，打开了学术视野。看了当时出版的两本段义孚作品《逃避主义》和《无边的恐惧》，觉得不够，我又去图书馆借了好几本他的英文书，下载了不少他的论文，继续阅读。后来我和志丞翻译《恋地情结》，与段先生有邮件往来，还收到过他签名的书。但我没有见过段义孚本人，2005年他来北京，志丞陪他登长城、游故宫，令我非常羡慕。后来段义孚在《回家记》里边写了这些经历。

精读、翻译《我是谁？》让我对他的认识大大加深。我内心经历了翻江倒海最终化为平静的过程。没想到一位世界顶级学者的辉煌人生，我读后没有产生任何羡慕之情，跟期待完全不一样。原以为他的人生会精彩辉煌到让我非常羡慕、远不可触的地步。出现这样的反差是因为，他在书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的孤独、不满足和将被黑暗吞噬的状态——正文最后一段，我想很多人读后也会被震撼到，他以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作为比喻，说他的人生会被黑暗吞噬。

他说喜欢沙漠胜于喜欢热带雨林，还说到喜欢矿石等一些代表终极生命意义的事物。这本书的附录《2012年的一次演讲》，是他去年去世前两个月时寄过来的，文章最后讲到了他认为的生命终极意义是什么。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999年，当时他69岁，人生还远远没有走到头。69岁到92岁，又经历了20多年的人生，经历了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他认为应该补充到这本书里边。他最后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论述，不再说黑暗是吞噬生命的终点了，让我看到了一束光，我内心也平静下来了。

段义孚还写到，进入人生末年的时候，曾经取得的学术成就再也激不起他的兴趣了。这种最终走向坦然的状态，也是这本自传中浮现出来的一个普通人的身影。这样的身影并非触不可及、高山仰止，让人感受到亲切的心灵共鸣。在很多基本的层面上，段义孚的人生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都有过生离死别、人情冷暖。他对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让我接纳人生的普通和平凡。

第一财经：段义孚很轻快又很有效率地总结了自己前69年的人生，他的写法很出色。你怎么看他的书写风格和讲故事的能力？学者们会在意他的书写方式吗？

刘苏：段义孚去世后，我参加过一个纪念他的小型会议，9名学者一起讨论段义孚。其中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学者说，段义孚的写作风格如果放在我们的学术环境当中，论文估计是发不出来的。首先我们的学术论文是反对以第一人称来创作的，段义孚基本上所有的文章都有“I”这个词，以第一人称在写。其次他的很多情感化的表达，也是我们学界在发表学术论文时接纳不了的。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去反思，我们提倡的不带感情的学术产出，把第一人称隐去的写作风格，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在写作风格上，段义孚会给很多人带来思考。

第一财经：8月26日在上海举办的《我是谁》新书分享会上讨论了“地理学需要情感吗”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活动聊到了关于一个人出去旅游、在世界上各个国家游走时，对空间、故乡的感知，说到有很多机会可以使一个人改变想法，增进对世界的理解。你觉得“地理学需要情感吗”？段义孚的观点是怎样的？

刘苏：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2000年以来，随着段义孚在国内学界为人所知，以及以他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传播，在学界慢慢开始形成研究、讨论的风气。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翻译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约翰斯顿著），以及约翰斯顿的另一本书《哲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出版，让人们开始关注人文主义地理学。

一提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涉及“地理学有没有感情，需不需要感情”这样的话题。我觉得首先要说什么是感情、情感。如果说情感只是一种感觉，那么它就是不牢固的，因为感觉可以是主观的、暂时的，缺乏根据的。如果就靠不明确的感觉来支撑整个地理学研究的大厦，那一定是不可靠的。

但如果说情感反映出来的是一个人内在心灵的实际，是特别有把握的一个事物的话，那就是稳定而客观的。美国哲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认为，这样的情感就是一种贯彻到底的意志。

西方有三种对情感的理解。一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情感是主观的非理性的，不属于逻辑理性探讨的范畴，可能这个观点也是大多数人对情感的理解。二是对段义孚影响非常大的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她认为情感恰恰是一种理性的、具有逻辑的存在，并认为人的情感和自然界的事物之间，也就是所谓的人地关系之间有着天然的逻辑同构关系。三是爱德华兹的观点，他说情感是意志的表达，是人心面向真理的时候竭力追求的一种意志。

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对地理学的热情就是一种“地理学的情感”，也是一种坚持不懈的意志，他对美洲和远东西伯利亚的探险，都是在这种情感的驱动之下，想要去发现“自然之爱”。当很多科学家都热衷于探索所谓普遍规律的时候，洪堡却说，自然也许也必须借用人的感受来体察。洪堡也深深影响了段义孚，比如他在《人文主义地理学》这篇旗帜式的文章里，就提出要以洪堡的地理学情感，来激发人文地理学家的创作。

段义孚之前的不少地理学家，也有人提倡地理学的情感与审美，对他产生过影响。可能有人认为，地理学尤其是自然地理学，更多讲求客观公正、价值中立，而不能有情感。我认为自然地理学可能在研究成果的表达上的确不具有心理特征，但是一名自然地理学家做研究的过程，一定是被某种情感或者热情驱动的，否则很难坚持下去。所以，地理学本身应该是带着情感的，这是我的一点思考。

就像很多人去西藏旅游，可能是为了“寻找初心”。他也不一定知道初心是什么，就是一种情感转化成为的意志在驱动着他要去寻求。当他看到西藏的雪山，看到布达拉宫这样的景观，情感上就会产生和这些景物的共鸣。

我多次去欧洲之后，对我国很多地理事物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自驾从意大利到奥地利，看到阿尔卑斯山夏季的南边和北边植被、村落景观的变化，看到了以前在中学地理课上学过的一些东西。亲自游历阿尔卑斯山之后，我发现，很多景观在我国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的山川地带，都有相似的特色。我会以一种更加开放的观念来看待我国和外国的地理事物，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走过很多地方是会有助于形成丰富的地理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