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出发，向北行驶110余公里，约一个半小时后，可以到达宁德市蕉城区。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闽东小城，如今因为宁德时代（300750）总部大楼坐落在此而“身价暴增”。

宁德市尚没有建设机场，远道而来的人乘飞机到福州长乐机场，再转车长途跋涉到宁德。但即便如此，为了一睹这座建在蕉城区赤鉴湖边上的、电池结构造型的总部大楼，客人仍络绎不绝，其中大多是供应商、车企内人士、学者、其他企业团队等。连赤鉴湖旁边散步的大爷都会戏称宁德现在是“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各地的人都要过来参观。

围绕赤鉴湖，在这片约2600亩的土地上，宁德时代还建立了湖东、湖西、Z三大基地、研发中心、员工生活区，甚至还规划了学校。包围着这个“小型社会”的则是更多的宁德时代的供应商工厂和基地。

(相关资料图)

约20年前的21世纪初，招商引资成为各地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手段，当时的宁德市官员诚邀还在ATL的“老乡”曾毓群回家办厂，当时宁德市的GDP不到300亿元，宁德时代总部所在位置还是一片贫瘠之地，而去年宁德市的GDP已经来到3555亿元，累计大涨了近11倍。2022年，宁德市GDP增幅也已连续四年位居福建省首位。

宁德时代也从这个闽东小城孵化，十余年间乘着新能源汽车的东风迅速成长为全球动力电池“巨无霸”企业，装机量连续6年登顶世界第一，最高总市值曾逼近1.6万亿元，排A股第三，位于贵州茅台和工商银行之后。

“当台风来时，猪都会飞。但是，猪是在飞吗？台风走了后猪的下场如何？”2017年，曾毓群在一封名为“台风来了，猪真的会飞吗？”的内部信中写道。随着市占率近年来的持续下滑，宁德时代面临的市场质疑也越来越多，下一个20年，趁势而起的宁德时代的“功守道”如何？

随时代“东风”而起

过去20年，是中国汽车工业飞跃发展的阶段，年产量从400万辆直冲2700万辆，增长了近6倍，2009年后中国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单一市场。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难称得上是“汽车强国”。在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中，我国企业上榜数占比只有10%左右，更是缺席了TOP 10的位置。

而这种局势正在随着汽车“新四化”时代的到来发生巨变，中国打造出了自己的“汽车心脏”——动力电池产业，这可能决定着中国汽车工业未来20年的走向。

虽然动力电池在我国萌芽已经达20余年，但行业真正的爆发式增长就在近5年。

2017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不到120万辆，到2022年该数值已突破1000万辆，累计增长幅度超7倍。2017年，全球锂离子电池的出货量也只有143.5GWh，其中汽车动力电池的出货量为58.1GWh。2022年，全球锂离子电池总体出货量已经达到957.7GWh，在5年间累计增长了5.7倍，其中汽车动力电池出货量增长尤其快，5年累计增长近11倍至684.2GWh。

也就是在2017年，宁德时代以17%的市场份额摘得全球第一的桂冠，此后便一直蝉联销冠宝座，国际动力电池巨头LG与松下被甩在了后面。根据SNE Research数据，2023年前4个月，宁德时代全球市占率已经达到35.9%。粗略地说，这意味着全球市场每卖出3辆电动车，就有至少1辆装载了宁德时代的电池。

“宁德时代正好赶上了政策和市场的春风，而且我们刚好有过硬的产品。”当谈到宁德时代如今取得的成绩时，宁德时代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蒋理简单地用这样一句话向第一财经记者总结道。

蒋理原本从事金融行业，在新能源大势的感召下也在2017年入职宁德时代，筹划公司的资本运作和上市工作。2018年，宁德时代成功在创业板上市，如今已是创业板50指数（399673.SZ）第一大成份股，占指数权重超20%。

在蒋理看来，宁德时代和新能源汽车这5年来的发展，就如拔地而起的宁德时代总部大楼一样快。“2017年我来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脚底下站的这座宁德时代大楼，和大楼隔湖相望的湖西基地也还只是个村子，种植农作物，如今已经焕然一新。除此之外，因为产业的带动，宁德市蕉城区常住人口也大增。”

公开数据显示，宁德时代总部所在地宁德市蕉城区在2011年时的人口为46.5万人，到2022年，上述数值已涨至64.6万人，累计增长了近4成。另外，从产能扩张速度也可看出宁德时代近年来发展的迅猛。2017年，宁德时代生产基地只有宁德市本地的基地和青海基地，而目前其国内基地数量已高达13个，包括江苏溧阳、四川宜宾、广东肇庆、上海临港、福建厦门、江西宜春等地的基地，在海外也布局了德国埃尔福特、匈牙利德布勒森两大基地。

两大“成功学”原则

蒋理虽然将“成功学”说得轻松，但对于宁德时代而言，如今的成功是在保证每一步都踩对市场和政策节奏的前提下实现的。

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在1999年毅然决然从国企“下海”，与梁少康、陈棠华等人联合创立了ATL（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过，ATL主做消费电子电池。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奥运会50辆电动大巴的项目如星星之火一样在十多年后形成了燎原之势。而当时ATL也拿到了一些奥运大巴的订单。

2011年，曾毓群干脆一头扎进动力电池的研发与制造中，二次创业成立了宁德时代。记者从不少宁德时代管理人士处了解到，他们当中很多都出身于ATL，包括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工程师王升威、宁德时代智能工厂推进负责人冯安民等。不管在制造、技术、管理方法上，宁德时代一开始都承袭了ATL的基因。

“宝马是宁德时代的贵人。”宝马中国首个电动车“之诺”项目的一个参与者向记者说道，宝马是最早与宁德时代进行合作的汽车制造商之一，早在2012年，刚刚成立的宁德时代就为华晨宝马首款电动车之诺1E提供动力电池系统。车规级与消费级存在系统性的差异，宝马教会了宁德时代整车厂整套的需求、标准与流程。这也成为宁德时代此后区别于其他锂电企业，并迅速拿到宇通客车等众多客户订单的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虽然拿下了宝马和宇通，但此时的宁德时代仍未到达巅峰时期，转折点在2015年工信部发布电池“白名单”之后出现。

自2015年11月开始，工信部先后发布了四批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共57家电池企业入围，包括宁德时代、沃特玛、天津力神、国轩高科等。行业内普遍认为，这为中国电池企业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期。上述“白名单”出台后，韩国动力电池企业流失的上汽、北汽等公司订单大量流入了宁德时代，让宁德时代再次成为政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仅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发展，2017年，宁德时代就登顶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排行榜。

2019年6月，上述电池“白名单”政策废止，LG新能源、松下等日韩企业卷土重来。不过等到这些公司工厂建成的时间节点，磷酸铁锂已经替代三元锂成为中国动力电池的主导路线，中国企业也早已瓜分完绝大部分国内市场。

除踩对时代的节奏之外，沉下心来真正做产品也是宁德时代决胜的法宝。一家曾经历过中国动力电池十余年变迁的电池企业高管向记者表示，和宁德时代几乎同时或者更早成立的电池公司繁多，他们的成长机会其实和宁德时代一样甚至更大，但是其中部分公司采取了走捷径的方式，这也导致当时“骗补”事件频发，那时候真正做产品的公司，按理来说现在都会活得挺好。

风口上“猪”的忧患

“宁德一直很有危机感。”即使如今已经做到全球装机量第一，蒋理告诉记者，宁德时代的忧患意识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因为曾董（曾毓群）就是这样一个人。

2017年，就在宁德时代大干快进的时候，曾毓群在给内部员工的邮件中写道：“当台风来时，猪都会飞。但是，猪是在飞吗？台风走了后猪的下场如何？”以此要求那些洋洋自得的员工，警惕政策壁垒放开后的残酷市场竞争环境。

“当我们躺在政策的温床上睡大觉的时候，竞争对手正在面临生死关头玩命地干，一进一退期间的差距可想而知。”曾毓群曾经的担忧放在今天来看并非无的放矢。

近年来，随着产能的快速扩张，动力电池行业竞争也愈趋激烈，二线动力电池厂商为抢占市场份额不惜大打出手。车企为了降低对宁德时代电池的依赖度，也在积极自产自研动力电池。

6月7日，摩根士丹利发布研报看空宁德时代，将宁德时代评级从同等权重下调至低配，将宁德时代目标价下调至180元/股。在摩根士丹利看来，短期内电池产能依然过剩，这使得价格战不可避免，今年下半年二线电池厂商可能会采用更加激进的定价策略以获得市场份额，宁德时代的市场份额或将进一步缩小。

这并非宁德时代首次面临这样的市场质疑。近年来，宁德时代的国内市占率连连下滑。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今年1~5月，宁德时代动力电池装机量国内市占率为42.93%，2022年该数值为48.2%，2021年为52.1%。

作为行业内的头部企业，宁德时代显然受到的市场和媒体关注度更高。“我们其实还面临一个大问题，即怎么去面对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当成为站在顶端的企业后，所有的决策制定都没有先例可参照，包括营销、财务、投资、制造等。当走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时，所有东西都得自己去想，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拍板，自己去承担风险，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蒋理说道。

去年，在电池原材料价格大涨的时候，宁德时代爆发了不少负面消息，盈利能力也随之跌到冰点，这是宁德时代面对原材料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难以做出准确的预期所造成的。

另外，地缘政治的“黑天鹅”事件也可能会对中国电池厂商包括宁德时代在内的全球扩张计划造成不利影响。宁德时代将LG新能源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而美国出台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RA）》显然更有利于后者。

业内普遍认为，目前动力电池的产能规划已经远超出实际需求，淘汰赛一触即发。面对动力电池的市场“瓶颈”，宁德时代也在寻求破解之法，比如开辟储能和换电的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