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网络博主宇芽曝光了自己被前男友沱沱家暴的视频，全网震惊。视频里，高大的沱沱在电梯间对娇小的宇芽歇斯底里地猛烈拖拽和踩踏。第一次和家暴“距离”这么近的杨奕，看得气愤又震惊。此后，年轻的她开始关注家暴话题。

直到杨奕以特约编辑的身份出版了《看不见的伤痕》中文版，才发现家暴确实如书中所说，不是降临在少数人身上的不幸命运，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以前的我对家暴的认知，还是太肤浅了”。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家暴是“恐怖主义”

蕾切尔·路易丝·斯奈德是美国作家、记者，自1991年以来，访问了50多个国家，多次在采访中接触家暴，比如柬埔寨、阿富汗、尼泊尔、洪都拉斯、罗马尼亚等。最初，她觉得这些事情与报道无关，没有太关注，“这种模式潜藏于我在世界各地采写的每一个故事中，就像下雨一样稀松平常”。

就算对美国国内的家暴，斯奈德也觉得“是错误选择和残酷环境的后果”。那时的她对家暴带有很刻板的偏见，“女人生来就是受害者，男人生来就是加害者”。

2010年，斯奈德接触到反家暴组织的成员苏珊娜，无意间知道她的工作是对潜藏的家暴进行“预测”，大受震撼之余，才把之前在全世界遇到的那些不幸的女性故事串联起来。斯奈德意识到，她们和美国女性一样，背后都有“同一只手”在施展骇人听闻的暴力，只是得不到新力量的介入，才陷入那样悲惨的命运轨迹。斯奈德说，那天和苏珊娜的交谈让自己仿佛由内而外改头换面，意识到家暴这样出现于全球的“流行病”是可以防治的。

此后，斯奈德对家暴问题进行了长达8年的跟踪采访，广泛接触受害者和施暴者本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各种反家暴组织。她发现，家暴虽然非常普遍，但也是最难报道的话题之一，因为接受采访很可能让本身就处于危险之中的受害者处境更加岌岌可危。哪怕她已经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追踪，最后在写作时为了保护有些受害者，不得不选择放弃。更超乎斯奈德预料的是，即便采访施暴者，也可能会威胁到受害者的安全。写作《看不见的伤痕》时，她会非常小心，知道再多毛骨悚然的细节，为了保护受害者，也不能全部呈现。

通过采访和写作，斯奈德对家暴的认识不仅发生了彻底改变，也越来越深刻。她认为，家暴不是仅仅发生在家庭内部的不幸事件，不仅仅是私人的，而是和教育、经济、心理与生理健康、犯罪、性别与种族平权等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家暴问题会对公众造成深远影响。尤其在枪支泛滥的美国，之所以每年大规模的枪击案发生率在提高，是因为大部分枪击案背后都是家暴案。

斯奈德认为，“家暴”这个词不足以形容其严重性。多年来，她一直尝试用更准确的词汇来重新定义它，但没有找到更加合适的表达。不过她认为，用“恐怖主义”来形容当事人在这段关系中的感受是贴切的。

家暴“都怪我”？

直到被沱沱第五次严重家暴，宇芽才忍无可忍，选择将遭遇全网公开。当时网友除了一边倒地表示支持和同情，也有人疑惑，为什么之前几次家暴发生后，宇芽还要和他在一起，导致沱沱越来越肆无忌惮和暴烈？

斯奈德说，“为什么受害者选择留下”是家暴中最难回答的问题。在《看不见的伤痕》中，她以蒙大拿发生的一起家暴灭门惨案为切入点，通过详细走访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家属，试图分析背后不为人知的原因。

父母从小就离婚的米歇尔，认识洛奇时不到14岁。洛奇比她大10岁，曾因贩毒蹲过一年监狱，但米歇尔还是被吸引了，因为很多女孩都说他帅，也很风趣。两人认识后不久，米歇尔就意外怀孕，得知情况后她母亲非常生气，想以法定强奸罪起诉洛奇，但遭到正处叛逆期的米歇尔的激烈反抗。生下大女儿时，她还没满15岁，一年后又生了一个孩子，这时高中还没毕业。为了上大学申请补助，米歇尔选择与洛奇结婚。因为入学需要父母的纳税申报才可以申请各种补助，但结婚之后就有资格了。

表面看，他们的婚姻有过短暂平和期。洛奇负责养家，会在闲暇时教孩子们支帐篷、钓鱼，把他们举得高高的，在半空中飞，逗得他们很开心。但婚姻中也潜藏着不少问题，洛奇宁愿自己干各种底层工作，也不愿意主动提出参与养家的米歇尔出去上班，同时也不让她化妆、与朋友社交，后来连米歇尔的母亲要来探望也拒绝。

但是米歇尔不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家人和朋友。直到有一次洛奇发疯一样冲到岳母家，把窗户玻璃打碎，粗暴带走孩子后，她才婚后第一次回到父母家住。那个夜晚，她告诉母亲更多婚姻中的真实处境，比如洛奇曾抓回一条蛇养在客厅，扬言要伪造出一场她被蛇咬死的意外。

母亲央求米歇尔去警察局申请限制令，洛奇很快被关进当地监狱，结果两天后又被家人保释出来。得知情况的米歇尔神色大变，随后冲进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撤回了所有指控：“他从来没有威胁过我。没有蛇。都怪我。他是个特别棒的丈夫和父亲。”

为何和施暴者站在一起？

斯奈德说，米歇尔的这一行为是所有家暴事件中最容易被人误解的地方。她选择在所有人面前和施暴者站在一起，这种妥协也导致整个事件走向自己和两个孩子被枪杀、洛奇在行凶后开枪自尽的悲惨结局。

最初，她也不理解米歇尔的举措，觉得是否过于软弱。后来，在采访了双方家属、当年处理他们家暴案件的警察、地方检察官后才明白，这是米歇尔为了不刺激那头正在逼近的熊变本加厉，才做出的选择。

准确来说，受害者选择的不是“留下来”，而是“活下去”。慢慢地，她们学会了一套安抚施暴者的方法，恳求、哄骗、发誓，在公开场合与施暴者立场一致以示“忠心”，以此为自己争取安全脱身的时间。只不过，蹑手蹑脚努力过的米歇尔，没有等到她和孩子们走向自由的那一天。

米歇尔的故事里，让杨奕印象非常深的是，父亲保罗给斯奈德讲她生前往事的一个片段。她有辆能安置两个孩子的婴儿车，在蒙大拿酷寒的冬日里推着孩子们上坡，而那时米歇尔自己其实也是未成年的孩子。看到那一幕，保罗“觉得自己的女儿真了不起”。

杨奕说，每次读到那里，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她想起日本作家角田光代的小说《坡道上的家》被改编成电视剧后，里面有个场景，就是长期在婚姻和家庭中遭受压抑的女主角，在回家的长长的坡道上也是弯着腰，艰难地往上爬。“那时我觉得电视里的女主角跟米歇尔的形象重合了，能感觉到一名女性的坚强，还有她曾经受到的痛苦和冲突。每次读到那里，我就会想，米歇尔在寒冬中独自艰难推婴儿车上坡时，会想什么呢？她父亲那时只觉得很为女儿骄傲，但不知道女儿其实已经受到很长时间的家庭暴力。”

在对保罗的采访中，杨奕还有一个地方感慨非常深。他把洛奇生前录的一堆家庭录像交给斯奈德时说，凶杀案后他曾反复看录像带，“这里没有线索”。但斯奈德只看了一遍，就发现里面有一段仅两秒钟的镜头，无意间拍下洛奇发怒后打米歇尔的片段。洛奇还拍了些米歇尔在家中衣着比较暴露的镜头，但米歇尔并不愿意自己被拍进去。“从中我深刻地感受到，男性和女性对亲密关系中的认知有巨大的鸿沟，哪怕作为米歇尔的父亲，他都不能理解有些行为做出来其实是错误的。”

施暴者一看就是坏人吗？

家暴中，一般都是女性受害者发声比较多，施暴者的声音比较少。在《看不见的伤痕》里，斯奈德专辟一章给他们。“这也是全书内容非常珍贵的地方。”杨奕说。

提到施暴者，很多人可能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就是类似沱沱肆意殴打宇芽时的狰狞。斯奈德也说，她心中的施暴者形象是“一个充满暴怒的怪物、一个满脸都写着愤怒与失控的人、一个看起来就是‘坏人’的人”。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施暴者干预项目的亚当斯却说，这是对家暴的典型误解。

施暴者的愤怒有特定目标，他们的伴侣或者伴侣的至亲，所以熟人或朋友听说他们有家暴行为时，才会非常吃惊。日常生活中，这类人往往看起来十分正常，有出众的人际交往能力。更何况家暴对施暴者的影响要小得多，施暴方既不会因此失眠，也不会失业，还表现得很有魅力。相反，他告诉斯奈德，“受害者的表现则很负面”。

随后，斯奈德参与了亚当斯组织的一个家暴干预小组活动，印证了他的判断。在一家汉堡店里，一位男子为斯奈德开车门，让她先点餐，还问是否喜欢这家饭店，“换句话说，他彬彬有礼、富有魅力”。但他却轻描淡写地告诉斯奈德，确实把伴侣勒到几乎失去意识，只做了一次，是她先扑过去并挠他的。“他没意识到抓挠不像扼颈窒息一样会致人死亡，以为自己的行为只是以牙还牙。”——事实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几乎所有研究都曾将家暴归因于“疯女人”激怒了丈夫。

在对施暴者的详细调查中，杨奕认为还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施暴者不是天生就是暴力携带者，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自身也受到过暴力创伤。刻板的性别认知和性别角色期待的社会文化，也在无形中塑造施暴者。比如男性不能被欺骗、不能质疑男性缺乏男子气概、男性是权威、女性应该顺从和听话等等。“这些调查从侧面显示，施暴者是可以被治疗的，因此美国有些地方开展了针对施暴者的心理矫治项目，从根本上解决家暴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改变思维开始，来解决家暴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呢？”

杨奕说，《看不见的伤痕》中文版出版后，陆续收到很多读者的反馈。有人说自己就是家暴受害者，有人说了闺蜜或者朋友的遭遇。当家暴就在自己身上或身边发生时，她们都痛苦又不知该如何面对。碍于面子，有人也选择沉默，只是自己悄悄买书回去看，“如果能让她们从中获得一些力量、一些慰藉，能获得一些方法，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就实现了”。

《看不见的伤痕》

[美]蕾切尔·路易丝·斯奈德 著

新星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3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