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周易》，一直以来，我们都把它当作是一部算命的书。但是《翦商》的作者李硕认为，《周易》主要不是用来占卜的，而是周文王写的一本历史书，大量记录了商周鼎革时期的重要事件。如果这个解读成立，那么算命先生们的饭碗可算是要被砸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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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恰好懂点哲学，就会说，《周易》是形而上学，它是在描绘一种神秘的世界秩序。但还有一种解读方式，那就是所谓六经皆史。

六经史料化

什么是六经呢？就是诗、书、礼、乐、春秋、易经。易经便是六经之一，相传孔子十分喜爱这部书，所以反复阅读，以至韦编三绝。有人说它是六经之首。

史当然就是历史著作，中国古代的史汗牛充栋，可惜一把秦火烧去了绝大部分先秦、上古史料。

经和史的区别在哪里？经以载道，史以记事。一个讲虚的，一个讲实的。经的地位高高在上，早已被神圣化，士子读书人恨不得每日焚香礼拜。但早在明代，王阳明就说过，经史不分家。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经还是史，都指向一个目的，那就是明善恶。经也是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但并不是说把《诗经》《周易》当作史书来阅读，六经虽然也是史，但仍以载道为主，叙事为辅。《春秋》本来是部史书，但经过微言大义的加持，后人就不敢当作史书看待了。

到了近代的章学诚，明确在提六经皆史了。他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我们中国的传统学问，从来都不是古希腊那种从概念到概念，纯做思维的游戏，而是从实际经验中提取教训，化作道理，所以叫做述而不作。六经都是上古先王留下的政典、官书，是档案资料，当然就是史，但不是普通的史，可以载道，提炼先王盛德。章学诚的核心要旨是在解释六经的本质是什么，所以立场是经学本位的。

进入民国，经过新文化的洗礼，六经皆史的意义就变了。新一代的学人才不会去对六经顶礼膜拜呢。既然六经都是上古档案，那么就把他们当作研究历史的材料吧。这个转变中，清华大学教授陈壁生认为，是章太炎肇其始，胡适之总揽其成。当时的风气，不仅六经可以史料化，连古诗词也可以。比如陈寅恪先生，即是以诗证史的高手，他借助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歌来研究中唐历史，又通过弹词来研究明末清初钱谦益和柳如是的传奇姻缘。

周易中的历史

回到《周易》。这是一本十分独特的书，历来注家极多，各执一词，原因在于它行文古奥，意思极为隐晦难懂，留下巨大解释空间。六经皆史派认为，从《周易》卦辞和爻辞中，同样可以发掘史料，用来研究上古史。

顾颉刚先生早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便是易经入史的滥觞。他通过对卦辞和爻辞的研究解读，考证了五个上古史的故事，有两个很有名：一个是说商人先祖王亥在有易被杀，且被夺去牛羊；另一个，则是所谓帝乙归妹，考证的是纣王的父亲帝乙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西伯侯周文王的故事。这种解读易经的方法，今天看来也还是石破天惊的。

另一位经学大家高亨先生也认为易经中保存了大量殷周之际的历史故事，他的名著《周易古经今注》中，几乎全盘接受了顾颉刚的上述考证。高亨说道，古代从事卜筮的人会把占卜的事情及其应验记录下来作为资料，供日后借鉴，久而久之就会积累大量的事迹记录，这其中就会包含不少的历史事件。后面又有人对这些资料进行编辑。高亨认为周易古经成于周初，书中引用的历史故事，最晚的是发生在周文王武王之际。

《翦商》的作者李硕应该是六经皆史的狂热信徒，他不仅试图从周易的卦辞爻辞中还原殷周革命的历史，还进一步认为，周易是周文王秘密撰写的一部翦商计划书。准确来说，是文王练习占卜技术的工作手册。通过反复练习，文王熟练掌握了这门通天的本领，为继承商朝的天命打好基础。但这是叛逆之举，所以行文极其隐晦，让人捉摸不透。

李硕很敢写，时常会有一些惊人的判断。比如在他的另一本书《孔子大历史》中，说阳虎可能是孔子的同父异母兄弟，两人长得有点像，所以孔子和弟子们经过匡地的时候，被当地人当成了阳虎受到围攻。这个玩笑当然开得有点大了。这次他挑战的是大家对《周易》的认知。

革命计划书

李硕从卦辞、爻辞中解读出不少颇具争议的历史细节。

诗经《大雅·绵》描写的是周太王，也就是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居到岐山脚下的故事，如何勘察地形，如何大兴土木建立新的定居点。写得很有气势，充满了创业的热情。《诗经·鲁风》中的另一首诗甚至认为，古公亶父迁居岐山之阳，也就是周原，是周人翦商大业的开始。

但是《翦商》中讲述的故事就大为不同。李硕在重新诠释《周易》益卦、需卦、升卦的卦辞后，认为是商王朝主动找上了周族部落，想让他们成为自己在西部的附庸。那时周原控制在商人手中，这里曾短暂建立过一个亲商政权，但在周边部落的压迫下难以维持。因此商廷就想邀请古公亶父向东迁移到周原，这样就能接近商人统治的核心区域，便于联络协同。李硕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在书中生动还原了古公亶父如何去周原朝见商王武乙的过程。从此之后，周人归附商朝，并承担了一项重要使命，为商朝捕捉战俘，主要就是羌人，把他们押解前往殷都，成为祭祀典礼上的人牲。所以周人迁居岐山之阳，非但不是翦商的开始，反而是投靠商朝。

李硕的联想能力令人叹服，这种推论也不无道理。通常认为，周人从更北的豳地南迁到岐山脚下，是因为受到戎狄的压力，被迫往南迁移。比如《孟子》中就说，“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邠就是豳，同音字。如果结合李硕的说法，做一个折中的推论，一方面周人是受到戎狄压迫无法再在豳地立足，另一方面又受到商人的邀请南下，于是顺水推舟，前往新的根据地，竟因此成就一番洪业。

这都是根据一鳞半爪的信息展开的想象，缺乏交叉证据，所以远不是信史。

揭示人祭是《翦商》这本书的重头戏，周文王可能曾经亲往殷都，见识了人祭，目睹了处理人牲的残忍过程。所以李硕解读周易，就认为其中不少卦象记录了人牲献祭。比如剥卦，一般被解读为阳气剥落，阴气上升，是一个阴盛阳衰的过程。但李硕的解读是人牲被从脚到头进行剥皮分解，直接取了卦爻辞的表面意思。

文王甚至还记录了自己长子伯邑考被献祭的过程，就是艮和咸这两卦。

鬼神降天命

根据这个解经逻辑，周文王暗暗记下了他们周族以及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结合六十四卦去验证吉凶，进一步推演他想要做的事情是否可以成功。文王想要干的这件大事当然就是翦商。但在他的头脑中，鬼神世界主宰着人类世界，这点跟商人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商人这样勤奋地举行祭祀，不惜血本地献祭牛羊和人牲，所以得到了鬼神的护佑，显得如此强大。自己想要成就翦商大业，就一定要像商人一样获得天命。所以他苦心孤诣，刻苦学习占卜的技能，因为在他的那个时代，这是跟神灵沟通的唯一途径。战国之后，世人普遍相信所谓文王受命，是由于他广施仁义，获取民心，例如感化了虞和芮两国。伪《尚书·泰誓》有一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人交感，民心向背决定老天爷的态度。这是经过周公、孔子改造后的民本主义世界观。

在文王的年代，所谓天命，就是指鬼神世界的命令和授权，跟民心没有关系。《逸周书》的《程寤》篇中记载了文王受命的过程，乃是源于文王的妻子大姒在程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商朝朝廷中长满荆棘，于是她的儿子发，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把周人朝廷中的梓树种到商廷中去，结果长成了佳木。周文王一开始是有些惧怕的，担心会惹来大祸。他的父亲季历和长子伯邑考都因为商王疑心而惨遭杀害，自己也被纣王囚禁很多年。这个梦要是传出去，周人必定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好在他此时已经学会商人的那套占卜技术，通过一系列操作，终于把凶兆转变成了吉梦。最后，文王和太子发一起拜伏，从皇天上帝那里接受天命，也就是受商命，取商人而代之。后来司马迁必定看到过这段史料的，但他是儒家信徒，满脑子都是圣人圣德，怎么都不敢相信这样荒唐的举动，所以只字未提太姒之梦，宁可认为平息虞芮之争这样的德政才是天命的来源。

看来，至少可以确定这两点，一是文王必定下过苦功夫学习掌握商人的卜筮技术，为的是能绕过商人直接跟上天沟通，从而有机会获得鬼神的青睐，拿到代商的天命。所以文王被囚羑里时演绎周易，应该也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否整部周易古经是由周文王所撰写，或者如有些人所讲的，周文王写卦辞，周公旦写爻辞，则无法求证。周易成书的年代的确应该是周初，时间上是吻合的，但更有可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最终有人系统整理而已。

二是周易古经中记录着商周之际的历史故事，也应该是可以确认的。比如顾颉刚教授考证的“帝乙归妹”。但是这样的考订很不容易，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李硕就不同意“帝乙归妹”是指商王帝乙把妹妹下嫁给周文王，而是有另外的解读。所以周易即便是记载了某些历史片段，也是非常模糊的，无法直接当作史料援引。

略微总结一下。不管周易包含了多少史料，它都是一本卜筮用书，通俗来讲，就是用来算命的。即便是文王撰写了卦辞爻辞，他也是在用这些材料演算天命。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李硕 著

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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